我院周晓薇教授为执行2014年获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出隋代墓志铭整理与研究》的研究计划需要，于2016年11月7日至12月6日赴日本东京、京都等地学术机构与高校图书馆、博物馆进行访问，对日本所藏隋代石刻及其拓本的存藏与研究情况展开资料的普查、收集、调研与学术交流工作，以期为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补充有益的资料并扩展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一、石刻拓本资料调查

1、东洋文库

  因本次学术访问受邀单位是日本东洋文库，周老师首先查阅和调研东洋文库的隋代墓志及石刻拓本资料。东洋文库是日本最大的收藏东方学资料的图书馆，也是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是一个专门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兼研究所，所藏中国珍籍、石刻拓本，许多为国宝或重点保护文物。1961年该文库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附设了东亚文化研究中心。这是它与日本其它文库最大的不同之点，也是以后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东洋文库为周晓薇教授安置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并办理了书库入场许可证，为她在这里借阅石刻拓本和古籍文献并进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东洋文库的《中国石刻拓本目录》所记隋代石刻拓本共60种，周老师经过逐一阅读，发现除去同名目者，实际为54种，原因是一些拓本分别有册页裱本和整纸拓本，在著录时却将有复本者也计算进去而成为两种。但也存在有复本却没有统计的情况。另外，目录中所载不完全是石刻拓本，有一些石印本也掺杂其中，而这些石印本不属于拓本应该属于印刷品。在阅读这些拓本的过程中，周老师看到不少拓本中有题跋，根据这些题跋内容以及印鉴，如开皇十五年《巩宾墓志》有“陶斋所藏金石刻辞”印，仁寿四年《郭休墓志》有“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金石之记”印鉴，开皇十二年《僧璨塔砖记》有郑成功后裔郑文焯题跋，还有一些拓本嵌有“河南图书馆藏石”印章，等等，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借此可以了解拓本的递藏源流，对文献拓本价值意义增加新的认识。而对隋代墓志铭课题研究而言，更是提供了丰富准确的资料收藏信息。

除隋代石刻拓本以外，周老师也浏览了其它一些石刻文献，如弘始四年《吕宪墓表》拓本原为端方旧藏，后转归当时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富卿收藏，最后入藏东洋文库。唐代大雁塔石门楣线刻画拓本是大正乙卯（1915年）日本人田中直□（柳江）手拓本，并有朱笔题跋。凡此种种也是颇具版本和历史价值的。在这里也领略了东洋文库藏书的丰赡，书库管理制度的严谨规整和为读者服务的周到细致与尽职尽责。    

 2、日本京都大学

  （1）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资料室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资料室收藏的古籍线装书很多，大多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刻本，但也有几种明刻本，皆按类摆放在书架上，允许文学部的师生随意翻阅或复印，有的还可以借出。周老师还对这里收藏的石刻拓本进行了检阅，收藏大多为历代名碑法帖以及佛教造像拓本。      

   （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资料室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称人文研，是日本研究汉学最著名的机构之一。其前身为东方文化研究所。根据京都大学网上公布的人文研所收藏隋代墓志铭数据，大约有140多种。在这里查阅隋代墓志资料，需要提前预约，程序比较复杂，因此不可能每种都能寓目。但周老师经过与管理人员商议，最终还是读到了事先计划中想要看到的一些拓本资料。亦通过这些拓本上的钤印、题跋等信息，了解到这里所收藏隋代墓志拓本的来源、流转等状况，对拓本的文献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里阅读拓片期间，人文研著名的秦汉刑法史研究专家富谷至教授还带领周老师参观了人文研阅览书库与考古拓片库，阅览书库共三层楼，其中藏有汉籍40多万册，24小时为研究所副教授以上研究人员开放（下班时间自带钥匙或输密码出入），提倡阅读纸质原典而少用电子书籍。考古拓片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考古文物，多为元明时期的瓷器样本。另一部分是拓本（包括已经成书的影拓汇编），收藏的中国金石拓本非常多，来源不同，大约有桑原氏旧藏拓本、内藤氏旧藏拓本、房山石刻、泰山石刻、陶斋藏志等等。清乾隆以后，研究所主要收集史料性强、有研究价值的拓本资料。据富谷至教授介绍，京都大学网上公布所藏历代石刻资料的图片，大多拍摄整理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仅是库里所藏的一部分。之后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一直未能拍摄与整理，因此更多拓本图版的拍摄工作还有待于今后，实在令人遗憾。        

3、龙谷大学图书馆

龙谷大学是日本京都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也是全日本最古老的综合性大学，其前身为西本愿寺内的教育机构，因此校属佛教，其“建学精神”为“净土真宗的精神”。因此，这里收藏的石刻资料拓本，大多是佛教造像拓本或与佛教内容相关的拓本。周老师通过检读馆藏故高雄义坚和上收集《金石拓本目录》，得知这里仅收有6方隋代的舍利塔铭拓本。于是遂一申请读过并进行笔录。又按图索骥，阅读了唐代长安慈恩寺的东、西门楣拓本两帧，北魏、北齐几帧造像记以及今藏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本，还欣赏了山西云岗石窟的部分佛像、飞天、供养人石刻造像拓本，大饱眼福，收获甚丰。

周老师还去了东京大学、明治大学、大谷大学等图书馆访问了书库，了解汉籍藏书情况。尤其是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书库访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学者平势隆郎教授带领去七层楼的藏书库上下观阅，着重介绍了中国古籍基本书库的藏书情况。又在中国史迹影像室看到了百馀年前学者和探险家拍摄的中国名胜古迹与文化遗址的底版与照片，研究人员还据此编了《东方文化学院旧藏建筑写真目录》及《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竹岛卓一旧藏中国史迹写真目录》，以便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者利用和查检。这里还存有一整套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印刷胶版，平势隆郎先生说完全可以用来再次印刷，十分珍贵。 

4、东京书道艺术博物馆

东京书道博物馆由日本著名书法家、收藏家中村不折氏于1936年创立，馆内收藏有中国和日本历代书法作品，包括甲骨、青铜、石碑、镜铭、法帖、墨迹、文件经卷等，是研究日本、中国书法史料的重要资源。周老师到此主要观览了碑帖馆和石刻馆，石刻馆收藏了3方隋代墓志与塔铭，均为国内少见的珍贵资料，且可以纳入隋代墓志铭的课题研究。

另外，周老师在日本也调研到了收藏中国石刻拓本较为丰富且重要的日本淑德大学所藏中国石刻拓本目录，虽未及前往考察，然据其目录，已能了解到有关隋代石刻拓本的名目与数据。这里大约有隋碑拓本35种，墓志拓本79种，石刻造像拓本125种，收藏时间皆在近几十年间。可知淑德大学也是与京都大学同样重要的一处收藏石刻拓本的重镇。

二、学术讲座与学术交流

这次去日本的学术交流，共进行过两场学术讲演。

第一次是在东洋文库，由日本明治大学著名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主持，周老师作了题为《礼遇与怀柔：江南士人流寓隋朝的文教事功——以新出土大业十三年〈包恺墓志〉为中心》的讲演，参加者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等相关专业的师生。新出隋代《包恺墓志》是一篇可以佐史的重要石刻文献。包恺是在隋灭陈之后进入长安的一位南朝文士，《隋书》、《北史》皆为之立传，所惜史传甚为简略。而新出《包恺墓志》所载其事迹可谓该详，又多能与梁、陈、隋史事互为补充印证，则尤见史料价值之重要。特别是包恺在隋主要从事修书、讲史等文教活动，其友好交往亦多为流寓隋朝的江南士人，因而适可通过这一特殊群体的文教事功，展现隋王朝对江南文士所采取“怀柔”策略之功效，并揭示江南士人在隋朝文教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由于墓志资料为近年新出，志主身份颇具南方士人代表性，研究角度又涉及到了隋王朝的治国政策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受到学者好评。讲座的提问环节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热烈的互动。 

第二次讲演是在中央大学，由著名学者、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长妹尾达彥教授主持，周老师作了《流寓周隋的南朝士人交往图卷——新出隋开皇八年朱干墓志笺证》的讲演，参加者有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东京大学等相关专业的师生。吴郡钱塘朱氏是南朝齐梁间文学世家，其后裔在进入北周后竟不为史载，新出土的隋代《朱干墓志》所揭示的正是朱氏一族在周隋间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轨迹，并为其家族世系的链接补备了重要阙环。由于墓志的序和铭是出自南朝文学领袖明克让与庾信之手，故对于补备他们的遗文和研讨入北的南朝士人交往关系保存了珍贵史料。其中所揭示的丰富的南朝士人行迹与文化传承，也为进一步探究周隋间的政治文化倾向特别是文化理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这篇研究对探讨家有学术渊源的南方士人家族间的联系与交往及其社会活动，无疑是一则非常典型的资料案例，因而同样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并受到好评。 

通过两次学术讲座与交流，不但将新的墓志信息传递给日本隋唐史研究学界，也展示了我们深入研究隋代墓志铭的新成果，并汲取了相关专家所提出的学术见解和建议，有益于今后对隋代墓志的研究朝着更加纵深和宏观方向发展。

除了普查石刻文献和进行学术讲座等活动外，周老师还考察了日本的博物馆与名胜古迹，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以及京都的御苑、三十三间堂、相国寺，奈良的东大寺、正仓院、招提寺等。这些考察对了解古代日本的历史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等，颇具重要意义。

此次访日活动非常圆满，收获颇丰。周老师通过调查访问相关机构石刻拓本的庋藏情况，征求和阅读流入日本的珍希隋代墓志资料，不仅收集到了对隋代墓志铭课题研究十分有用的资料，也通过讲演、座谈等形式取得与日本学者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机会，接触到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顶尖专家学者，了解到日本相关方面的学术研究新动态，增进了双方的学术交流，扩大了我校的国际影响，使日本学者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有了较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