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下午3时，2023年“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第二讲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C段211报告厅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吴义雄教授作了题为“从地方问题到全局问题：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可能走向与实际进程”的讲座。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华腾教授主持讲座，历史文化学院温艳教授、柳德军教授、侯亚伟教授等多位老师及近百位学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吴义雄教授指出，目前学界对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的解释框架还存在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他以中英关系演变为中心，分三部分阐释了鸦片战前中英关系的演变。

第一部分，吴义雄教授考察马戛尔尼来华为开端的中英外交尝试。他认为中英通使的具体背景至少应将眼光延伸至1787年卡思卡特来华之前。特使来华具有双重目的，即寻求清朝在国家层面改变通商制度，和解决广州口岸贸易存在的诸多争端。马戛尔尼访华后宣称其使命获得成功，并试图继续推动中英接触，而此后中英之间的外交接触也持续了十余年。但因英国两次试图占领澳门，特别是1808年事实上占领澳门数月，使清廷对英国的戒备日益加深，外交接触中止。

第二部分，吴义雄教授重点考察中西商业权势变迁与口岸问题的演化。他认为中西通商的“广州体制”实际上并非始终如一，而是随着中西贸易的具体情势而调整。其中十分典型的事例，是1814年中英之间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冲突事件，包括英国兵船“罢孻仁号”事件、通事阿耀案、英国商馆管理纠纷、以及中英和中美贸易的停顿。中英冲突最终以广东当局在复杂情势下的妥协而告终，这对广州口岸贸易体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了维护1814年的谈判成果，确保英方所取得的利益，英国政府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该使团的结局使英人认为，就英国的利益而言，双方关系问题的症结不仅存在于地方，根源在于清政府。

第三部分，吴义雄教授探讨了文化观念冲突与走向全局化的中英关系问题。早在1814年的冲突中，英人就将其所谓“国家名声”与贸易利益挂钩，逼迫广东官方让步。随着中英贸易的不断扩大，中英双方发生了1829年冲突、1830-1831年冲突。以1830年代初的冲突为起点，英国来华商人群体更明确地将商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联系在一起，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声誉”结合在一起，通过各种舆论工具，逐渐达成对华关系共识，将中英关系问题从口岸层面上升到全局层面，进行发动对华战争的舆论酝酿和战争方案策划。

在分析总结中，吴义雄教授指出，贸易利益的扩张产生放大效应，将局部的具体问题导向对制度和文化原因的追究，从而将英商个人或小群体与地方当局的矛盾，上升为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清朝和英国的制度、文化都不会变更的情况下，即使没有鸦片问题，英国人对利益的追逐也会导致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讲座结束后，吴义雄教授与在场学员进行深入交流，并对学员提出的关于“如何看待不同文献版本引用”“两广总督处理问题的共性与差异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近代英国经济民族主义对中英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详细解答。最后，张华腾教授从研究方法选择，研究重点的突破，材料的考证和视野的扩大对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活动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