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中亚研究中心） 12月2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毛曦教授受邀到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进行学术交流，中亚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黄达远教授，李如东博士以及当天在校的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本次交流由黄达远教授主持。

黄达远教授首先介绍了毛曦教授的学术背景和专业方向，并对本次讨论的议题“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聚落问题探讨”做简单介绍之后，毛教授开始讲座。 毛教授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变迁为主要内容，其方法论首先是区位研究。他以天津为例对历史地理学的区位研究进行了阐释。天津市崛起自古以来都得利于他的地理区位，因其自元代以来的海运优势（渤海的重要港口），同时又是运河的中转站，大船货运在此重装小船；明代建都北京之后，设置天津卫等都表现了天津的区位特点。其次是空间研究。历史地理的空间研究包括人类的活动空间，文化空间等。空间内部有结构，外部有形态。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空间首先是受文化影响追求某种象征意义，或者因地制宜，根据地形而定；空间研究还讲求区域分异，包括其移动，空间的变化过程，变动规律等。 最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核心议题是人地关系。该概念不完全等同于古代所说的“天人关系”，其主要是针对历史学对于地理的理解与地理学本身的差异。当代学科分化后，历史学的研究中往往要首先交代地理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发生在某地域的地理事件。但是，人地关系往往要更加复杂、多元，尽管地理环境一直在变化，但人地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互动状态。当今，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的影响超过了任何的地理时期，所以可持续发展是如何处理人地关系的核心问题。 毛教授重点介绍了历史地理学的“聚落”研究。他指出，聚落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历史地理学的聚落研究对象主要是“城市”和“乡村“。城市是村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的形式，早期原始农耕村落到新型的聚落，其主要功能由农业转向宗教、管理等非农业形式，这是城市起源的过程。聚落类型中，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提出了“中地论“（Central place theory），即在关于人类社会聚落结构的综合性理论中提出了具有六边形结构单元，所谓中心地即位于六边形的中央。从经济效益而言，这是一种最佳结构。同时，为表达城市和村落的界定时所产生的困惑，他介绍了德国上世纪50年代学者施瓦茨（Gabriel Schwarz）“似城聚落“这个概念，用于界定乡村在城市化的发展中那种处于中间状态且相对独立的聚落形态。 关于游牧聚落的研究，毛教授指出，首先，据民族学的调查，游牧民族的基层聚落是相对固定的，同时，其聚落内部的居住结构也有固定的范式。其次，古代游牧民族的城市化，包括城市间的层级划分，有其复杂性。游牧民族聚落的生产方式呈多元化，包含农业、游牧、渔猎等多种生产方式皆可能存在于同一区域。最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以并行演进的状态同时存，并不是单一的由游牧发展为农业再到城市的线性状态。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游牧民族的历史文明被低估了，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起源是人类在适应地理环境的条件后的不同发展方向。 黄达远教授对毛教授的演讲进行了评议。他指出，当今学术研究在农业中国的前提下总是把游牧中国视为边疆地区，从而间接的低估了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游牧中国内部的社会组织、制度观念及其文化需要我们以游牧中国为核心区域去探讨其最原初的问题。在意识到游牧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后，囿于游牧文明资料匮乏及历史空白的困境，只能通过资料收集以及田野考察的进行调查研究。好在当下对于游牧文明的考古发现成果丰富，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近几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考古发现中的所表现出的文明类型及其文明程度使我们难以想象，所以对于游牧民族的文明程度需要我们重新定义。现在，游牧文明考古工作的成果在未来同历史学界进行互动以及借鉴时将会对当下的历史学产生新的挑战。 李如东博士在发言中谈到，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在永恒互动过程中展开，人地关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因素。人类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技术文明”、宗教文明和城市文明。在人类聚落发展过程中，因地理、权力，经济和宗教等因素，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聚落类型，这也需要我们回到人地关系中去理解。人类聚落形成同时受自然和人类组织自身社会活动的方式所影响。汉语词汇中的“聚落”很好的体现了人类居住模式形成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聚落”一词中的“落”代表自然环境，而“聚”则是人类组织自身活动的体现。非地理因素的聚落组织原则应当被历史地理学重点关注，对于聚落的研究要回到“人的活动中“来。在此意义上，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与人类学本质上殊途同归。 在讨论环节中，王卫东同学提问道：游牧文明中聚落的迁移区域以及城市聚集点有其随机性，并由此表现出的游牧聚落城市”兴“与”废“中的不稳地性，但这往往是受到非地理因素的影响，如何通过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回答这个问题。

毛教授认为，城市发展在突破了狭义的人地关系以及血缘关系后，可以理解为不同文化渊源的城市，其中包括宗教、金融、政治等不同功能的现代城市，换言之，人对城市有了的新的诉求，这种诉求最大限度的摆脱了人对土地生产能力的基本要求，从而恰恰表现出一种广义的人地关系，这仍然是人地关系互动在广义层次上的表现，同时，对于游牧中国与农耕中国互动的的重新思考，也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着人地关系这一历史地理学现象的来理解。

黄达远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他讲到，聚落尤其是游牧聚落的研究需要借鉴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这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下许多游牧文明的深层次问题。黄达远教授提出为什么是和田产生了发达的医药文化，而不是喀什。是否能使用区位论进行研究，有待做和田医药的同学去思考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