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6日，全国编辑出版史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为期三天的会议得到了中国编辑学会和北京印刷学院的鼎力支持，会议各项议程圆满完成。
大会的开幕式于16日上午9时在京丰宾馆会议厅举行，编辑出版史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冯志杰主持，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袁良喜、编辑出版史专委会主任吴道弘、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范继忠教授分别在大会上致辞。
大会的各项研讨活动从上午10时正式开始。大会由编辑出版史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冯志杰主持。中国编辑学会邵益文顾问、河南大学王振铎教授、山东大学刘光裕教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韬奋博物馆林丽成馆长分别作了大会发言。与会代表就相关问题和发言人交换了看法和意见。下午，按照不同主题，会议分为两个小组围绕着编辑出版史论研究、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编辑出版史个案研究、编辑出版方法与方向研究四个方向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11月18日大会闭幕。闭幕式由冯志杰副主任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贵州教育出版社梁茂林编审、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杜敏教授、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吴永贵副教授分别在大会上发言，第二项议程是各分组会议的主持人分别向与会代表汇报本组代表的发言情况，汪家熔、缪咏禾、章宏伟分别在大会上进行了各组会议情况的总结性发言。之后，大会进行即兴发言讨论。与会者就此次会议引发的争论再次进行深入地探讨，会场气氛再度到达高潮。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冯志杰对此次会议的进展情况、取得的成绩做了总结性发言。编辑学会副会长袁良喜就编辑学会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的任务做了概括性发言。
在这次的会议上，与会代表主要以大会发言、提交会议论文以及即兴发言等形式参与研讨活动，根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和大会发言，会议论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辑出版史问题研究
在有关编辑出版史的探讨中，主要涉及教育与出版的关系、近代科技出版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以及“出版”的历史演变和怎样对待出版史的问题。其中，编辑出版史专委会副秘书长章宏伟在《清代前期的满文教育与满文出版》一文中，从清八旗学校的创办、翻译考试的设置、关外时期的译书出版、顺治朝满文图书的兴起、翻书房武英殿与康熙朝满文图书出版和雍正朝满文图书出版的发展六个方面，讨论了清代前期满文教育与满文出版之间的关系，认为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官方推动满文教育、实施翻译考试等有密切的关系，而满文出版又反过来作用于满文教育，促进、推动满文教育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同步发展。中国三峡出版社、编辑出版史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冯志杰向大会提交了《中国近代科技出版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动力》一文，该文在近代中国社会大背景下，分别从传播思想、传播内容、传播技术三个方面和近代中国早期有识之士自发学习西方“长技”、西方传教士进行文化渗透两方面讨论了中国近代科技出版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动力，认为中国近代科技出版作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组成部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近代科技出版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代的出版实践也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于翠玲在分组讨论《“出版”溯源与中国出版活动的演变》中，通过对“出版”一词历史演变的相关资料的梳理，探讨了“出版”一词的使用与发展，认为“出版”是一个表述实际存在的出版活动的词语，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学科概念或从国外引入的表述新事物的新语词。由于复制传播方式的变化，表示出版活动的词语涵义也越来越复杂，要追溯“出版”一词的来源，决不能停留在语义层面，还要考察中国复制技术与出版活动实际发生演变的进程，特别是思考当今的电子媒介如何改变了著作者、出版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和传播方式。商务印书馆副研究员汪家熔就当前编辑史研究现状，提出了要《善待编辑出版史》，在文中指出，编辑出版史应是全行业的，做出版史研究要花很长时间积累，如果有中青年的加入，出版史活动会更有后劲。所以提出要鼓励年轻人参加出版史的活动，要以认真的态度写出版史。告诫年轻人，见书是研究出版史的唯一方法，提倡充分的占有资料。而且针对目前出版史研究面临的困境，提出希望能够多增加一些可以交流材料观点的园地，利用社科基金有组织的做出版史研究。
二、编辑出版理论问题研究
编辑出版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山东大学教授刘光裕教授就《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关于编辑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的基本看法》一文做了大会发言，深刻阐述了公众传播、重视文化与崇尚技术和流通发行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从对出版有重大影响的经济、文化、技术等社会因素，确定了出版史的对象、范围，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出版的产生发展与历史演变，进而根据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对出版史进行分期，体现出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副主编杜敏教授在小组讨论中提出了如何使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走的更深更远的问题，在《媒介形态变更对出版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中，认为出版史研究范围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应本着尊重历史而又超越历史的态度从纵横两方面来看待出版概念。随着新媒介形态的出现，出版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过往的纸质出版史，还要关注当下的光电、数字出版史。并指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思考媒介形态变更对出版史研究提出的以下新问题：1.新媒介形态出版物的出版主体与机构的界定；2.新媒介出版物的形成过程、方式、流通渠道和传统的差异；3.新媒介出版物价值的判定；4.新媒介出版物读者心理与传统读者阅读心理的差异及读者阅读形态的转变是如何引发信息贮存方式变化的。这些问题是既往出版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继续，可以使过往出版史与当代出版史在比较中不断深化。江西出版集团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喻国章在小组讨论中，从自己多年出版工作的亲身体会中深刻的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出版理念，即出版是文化产业；出版物是文化的载体，是科学，是传播生产生活、学习知识不可缺少的工具，是读者的精神乐园；出版是积累文化、传承文化的主要手段；出版业要走企业化道路，并强调出版工作是专业性工作，要放弃官本位思想，追求出版的职业化，保证书的质量。
三、编辑出版史个案问题研究
编辑出版史个案研究讨论涉及范围较广。其中，河南大学王振铎教授通过他对甲骨卜辞文献的研究，在会上主要讨论了甲骨卜辞的复制与传播问题。通过考证，认为甲骨文是符合编辑、复制、传播这三个条件的，说明出版史可以提前，最起码说明在当时已经有“版”的存在，由此提出了编辑出版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结构问题和研究的实证精神，特别指出研究出版史要有完整的出版史观念。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编辑出版史专委会副主任范继忠教授在《科学新名词在近代报刊中的传播与衍化——以京津报刊为例》一文中，通过个案剖析近代自然科学名词在中国近代京津报刊传播中的文化多义性（吸纳）、词汇引申和混用现象（再创造）、不同类别名词的受众反馈差异（选择），探讨了科学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大众传播方式与社会文化心理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近代报刊出版和传播在近代大众思维转型中的革命性角色，以及在思想演进中的特殊作用。江苏教育出版社编审缪咏禾在《出版史上的“另类”图书》中，主要讨论了他在编写《中国出版史》明代卷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另类”图书，主要是献书、禁书、奇书、妖书等，虽然这些书不见于正规书目，但也曲折的反映了出版事业的基本规律和明朝书目品种的繁多，是明朝图书出版事业的一个缩影。中国出版集团仝冠军在《〈学衡〉停印原因考》中，从停印原因的现有观点、吴宓与中华诸君思想旨趣的差异、中华书局处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学衡》社会影响的式威和学衡社内部的分歧等五个方面，对《学衡》停印的原因给予系统的考察。贵州教育出版社编审梁茂林在《追寻中国出版文化的灵魂——应重视贵阳文通书局的研究》的讨论中，通过对华家三代人创建和经营贵阳文通书局所做的努力的回顾，张显贵阳文通书局在近代文化出版方面所做的贡献，呼吁社会深入研究贵阳文通书局的历史经验，让文通文化在新时期发扬光大，让一些出版业走出没有灵魂的卓越困境。另外，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史》编辑部在《万国鼎编辑出版活动对中国农学遗产传承的贡献》中，提出我们应诊视农学遗产，要整理、研究和继承，为农学发展作出贡献。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研究生康娜、薛凝、胡雅静、耶丹也分别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其中康娜在《论唐代、宋代报纸之差异》中阐述了唐宋两代报纸在内容、发行、版式、新闻来源、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了其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指出了唐宋报纸作为新闻传播工具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对现代的报纸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薛凝在《浅析宋明官报的传抄与发行制度》中从发行机构设置的差异、信息编辑和审定的不同、邸报内容的差异以及传抄与发行方式的不同几个方面，讨论了在宋代邸报发展的基础上，明代邸报在传抄与发行制度上系统化和独立性。胡雅静提交的《论网络环境下的编辑文化及其塑造》一文中讨论了在网络环境背景下，编辑的文化传播活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通过对网络文化中的现象分析，提出了编辑意识和能力的更新等编辑文化塑造的观点。耶丹《论网络文化形态下编辑主体的转变》中从编辑主体劳动的变化、编辑主体的特征及职能的变化、编辑主体的基本素质几个方面探讨了网络文化形态下编辑主体发生的转变。
四、编辑出版史今后研究方向方法问题
关于编辑出版史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问题，商务印书馆副研究员汪家熔指出对出版史的研究一定要找第一手材料，不要人云亦云，要有创新，创新从何而来？就要看史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应该重视和挖掘史料，认真对待，狠下苦功，刻苦钻研，不能走捷径。同时更建议年轻编辑要爱读书、认真读书，既要关注其他学科的进展，又要着重掌握本学科的发展趋势。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袁良喜在闭幕会上指出，未来的编辑学更要注重编辑史和编辑理论的研究，而不是只强调出版和图书的研究；注重编辑实务的研究，包括编辑规范、实用手册等；还要注重编辑人才的培养，他强调不但要有突破性研究、系统性研究并且要在学科规划上和学科建设上下功夫。
通过这次会议，可以看出，我国的编辑研究日益深入，编辑队伍不断增强。应该说，本次全国编辑出版史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思想碰撞的良机，更是一次智慧绽放的盛会。它在与会代表们企盼的目光中开始，热烈的讨论中进行，丰收的喜悦中结束，并始终伴随着热烈的争鸣和对未来发展的憧憬。此次会议的内容集中、组织高效、讨论深入，是一次及时、务实、成功的会议。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国编辑出版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也让我们共同期待编辑出版史的未来越来越好。
文章作者：康娜 薛凝
文章来源：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