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赵光勇先生2019年去世，我一直想写一篇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但因诸多原因，总是定不下来。今年适逢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30周年，研究会将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号召大家撰写与研究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人和事，我的脑海里一下便浮现出赵光勇先生那慈祥和蔼的容颜。赵老师在省司马迁研究会的创立和发展中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他又是我研究《史记》的导路人，今年又值先生逝世三周年，此时此刻，我更加缅怀这位仁厚长者，以文为祭，将字当哭。

引我进入《史记》圣殿的导路者

我与赵光勇老师相识于1981年的古代文学课堂上。当时他给我们讲授汉代文学。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解《子虚赋》的情景。他的表达不是特别流畅，语言也缺乏幽默诙谐，但细细品味，其学术含量很大，这是听过他课的学生的共同评价。我和赵老师深入接触是在临近毕业时。他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给我推荐了很多参考书，并不厌其烦地讲解我提出的问题。论文初稿完成后，他逐字逐句认真修改，给我的成绩为优秀。我毕业后留校分配到外语系当辅导员，时不时到赵老师家里拜访，或在校园里遇见，他都鼓励我要多读书，考研究生。这也是我多年的打算。

1988年，我终于成为了赵老师的研究生。赵老师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点校、整理清人程余庆的《历代名家评史记集说》。我真正认真阅读《史记》是从参与点校、整理此书开始的。该书印数很少，据赵老师考察，仅流传下来2套，一套藏在我校图书馆，另一套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与众多《史记》版本比对，赵老师认为这是较好的一个版本，非常值得点校、整理并出版。于是他带着我和张新科学兄点校、整理此书。读研三年，除了完成课程作业、写作毕业论文外，我基本是伴着这套书度过的。我的论文《〈史记集说〉初评》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这是我在赵老师的指导下研究《史记》的初步成果。在赵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围绕司马迁研究来展开的，在阅读《史记》，尤其是《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时我被司马迁的崇高精神深深打动。征得赵老师认可后，我的论文题目定为《司马迁人格论》。为很好地完成论文，体味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的壮游，1990年9月，我跟随赵老师去江、浙、皖进行了一次长达十几天的访学。我们先到浙江师范大学拜访了《史记》研究专家陈兰村和俞樟华先生，又专程到绍兴参拜越王宫、大禹陵，登上会稽山，凭吊文种大夫。在访学中，结合所见所闻，赵老师都会不失时机地对我随时教育、顺势点拨。我们既是师生，又恰似父子，相互关照，其乐融融，使我更理解了钱钟书先生说的“你要了解一个人最好和他旅行一次”的含义。

研究生毕业后，我调到学报编辑部负责“司马迁研究”栏目。就在一切步入正轨之时，师大外语系领导班子换届，经时任系主任向学校推荐，我又调回外语系从事行政工作。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8年5月，我突然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因故，我整整一个学期无班可上。因为自己的莽撞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感到非常痛苦。当时给我最大精神安慰的是赵光勇老师和张新科学兄。赵老师安慰我：“这是好事，其实你早应该转教学，这还是个机会。”张新科学兄也鼓励我考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又重归《史记》研究行列。

既是运筹者，更是实干家

可以说，赵光勇先生是成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第一发起人。1987年5月，应北京师范大学《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邀请，赵老师、徐兴海和韩城的张天恩先生代表陕西省参加了在北师大召开的全国《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会议决定由司马迁的家乡举办全国性的《史记》学术研讨会。赵老师深受鼓舞，回来后就积极筹备。1988年10月，陕西师范大学和韩城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80余人，并有来自日本、美国的专家。

当时我是刚入学的研究生，参与了会议的会务工作。在赵老师的引荐下，我认识了韩兆琦、张大可、宋嗣廉、可永雪、袁传璋等《史记》研究专家。这次会议后，赵光勇老师联合张登第、何清谷、徐兴海等老师，以及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袁仲一等先生，酝酿成立陕西省的司马迁研究组织。经过多方筹备，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于1992年6月24日成立，挂靠在陕西师范大学，秘书处设立在陕西师范大学史记研究室，袁仲一先生任会长，赵光勇等先生任副会长，徐兴海老师任秘书长。

研究会成立后，赵光勇老师除了参加研究会的一般学术活动，还积极筹划研究会的大项目。他参与编纂了《司马迁与华夏文化》大型丛书，并与许允贤先生合作拍摄了《司马迁故里行》《黄帝》《司马迁万里行》等电视专题片。最为称颂的是，由他决策并付之于行动的是组织人力编撰《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老师不止一次告诉我：“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公认为是《史记》研究的里程碑。作为中国学者、尤其是司马迁的故乡陕西学人，应该具有一种特殊历史责任，编纂一部汇集古今中外《史记》研究成果的大型图书，其名曰《史记研究集成》（最初书名为《史记汇校汇注汇评》），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更为方便的资料。”他不仅仅是出谋划策者，更是身体力行者。可以说，这套书是他的精神寄托，为此也燃尽了他的生命之光。他在退休后仍对学术孜孜追求，视学术为生命，把主要精力放在《史记研究集成》工作上。为了完成这套书，他30余年如一日，夜以继日，殚精竭虑，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当年他住在老家属楼的一层，冬天暖气不好，他又久坐伏案工作，师母向我抱怨：“你赵老师整天坐那里不动，硬是把腿冻坏了。”就在他去世的两周前，我和田大宪教授去看望他，他还坐在桌子前写稿子。田老师告诉他《史记研究集成》“本纪”部分出版了，他虽然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但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紧紧地握住田老师的手不松开。此刻，他大概具有像浮士德那样的满足。十多天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道德文章，堪称楷模

2019年8月24日凌晨1时，赵光勇先生在西安逝世，享年95岁。为写生平简介，我和田大宪教授到档案馆查阅了他的档案。先生原本姓陈，1949年1月，他在西北大学临近毕业时，因向往革命与3个同学奔赴延安，由此改姓“赵”。之后，他一直没改回陈姓。他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无私奉献，道德文章，堪称楷模。

赵光勇老师性格温润如玉，总是满面微笑，乐于助人，尤其对学生爱护有加。他喜欢学生，而且主动给学生买书，我的第一套《史记》就是赵老师送给我的。不久前，我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记者采访著名《史记》研究专家、长江学者张新科教授的文章：“赵光勇是张新科最念念不忘的老师。‘赵老师一直在研究《史记》，我的第一套《史记》就是赵老师买给我的，10本书10块多钱，这对当时还是穷学生的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时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的傅功振老师曾告诉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史记研究集成》重大项目启动时，学校成立了《史记》研究室，把图书馆有关《史记》的研究资料集中在一个房间，以便查询。赵光勇老师找到傅书记，让他挑选了十几个学生利用假期查书、搬书并抄录词条。赵光勇老师自掏腰包，给每位学生发了40元劳务费。在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傅功振书记说：“赵光勇老师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赵光勇老师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传统文人的治学精神。他注重文献考据，愿坐冷板凳，肯下死功夫，不追求时髦热点问题。他出版的《〈傅子〉〈傅玄集〉辑注》《历代名家评〈史记〉集说》等著作，都表现出扎实的文献考据功底和一丝不苟的学术追求精神，而且每部著作常常要耗费三五年乃至十多年。其中，他花费十几年心血完成的58.3万字的《〈傅子〉〈傅玄集〉辑注》，对魏晋之际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傅玄的作品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勘、注释，以大量丰富的资料作为佐证，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令人佩服。特别是《史记研究集成》，不仅仅是两千多年来《史记》研究史料的总集萃，而且与《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著作相比，它是内容更为丰富、体例更为完备、视野更为开阔的《史记》研究集大成之作，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赵光勇老师作为“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主编，创设体例，撰写样稿，组织队伍，持之以恒，殚精竭虑。2019年3月，该书终于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受到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这套书共计12册，其中由赵老师任主编或副主编完成的就有5册。

终南苍苍，渭水泱泱，先生懿德，山高水长。作为先生的弟子，要传承先生的学术薪火，发扬先生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精神，把前辈开创的《史记》研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最后,用元人特用的凭吊曲【双调·凌波仙】缅怀赵光勇先生:

青春追梦赴延安，卌载滋兰在杏坛。老来沉醉史公卷，览群书、录众言，著“集成”举世鸿篇。脑梗多年患，学问志更坚，端的是一代良贤。（本文原载《西安晚报》，有删节）

（作者系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