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马驰先生的名字，是1982年的事。那年我21岁，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对历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常去图书馆翻阅各校学报和历史类期刊。当时，农民战争是热点问题，因而我在翻阅期刊时比较注意这方面的文章。有一天，我在《江汉论坛》1980年第5期上看到武汉大学黄惠贤先生所撰《洺州降唐史释》一文，对大夏政权的结局产生了疑问，便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文章。不久，我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上看到了马驰先生的大作《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却成了我与马驰先生交往的契机。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与马驰先生虽然往来不多，但相互关注。在我的心目中，马驰先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学者。

马驰先生的宽阔胸襟

我敬重马驰先生，首先是因为他具有宽阔的胸襟。在学术界，“商榷”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学术活动，但因“商榷”引起矛盾的事屡见不鲜。我曾经写过与马驰先生商榷的文章，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忌恨我。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

1982年冬，我写了两篇有关隋末农民战争的文章：一篇是《对〈洺州降唐史释〉一文的商榷》，另一篇是《关于窦建德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马驰同志商榷》。1983年春天，我在写完毕业论文《论武周时期的酷吏》后，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修改，分别投给了《江汉论坛》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不久，便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说文章被采用了。当时，我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学生，文章能发表，心里自然很高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个朋友。有位年纪较大的友人对我讲：“你怎能与大学老师商榷？人家可能是教授，你才是个学生啊。即便你说得对，人家也会忌恨你的。”听了这话，我也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1983年7月，我被分配到陕西省榆林中学工作。我到中学后陆续收到了《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看到自己的文章，心情喜忧参半。喜的是这两篇文章确实发表了，忧的是如果黄先生和马先生反商榷怎么办？中学条件相对较差，要写再商榷的文章连查资料都有困难。当时我最担心的是马驰先生会写反商榷文章，因为马驰先生的文章曾受到日本学者山根幸夫的高度评价，而我在文章中对马驰先生的论据进行了逐条反驳。我想，对于这种商榷，马驰先生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在教学之余也做了一些迎接“反击”的准备。然而，我在陕北的两年间，一直没有看到马驰先生有“反击”的迹象。

1985年9月，我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牛致功、赵文润二先生学习隋唐史。牛、赵二位先生指导研究生的方法有三：一是让研究生多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二是让研究生多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认识问题。三是让研究生多参加学术活动，在进行学术探讨的过程中增强问题意识。10月，在牛、赵二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几位研究生对关中唐陵进行了考察。在考察途中，曾在西藏民族学院招待所住宿。我听说为我们联系住宿的人就是马驰先生，但我们并没有见到他。1988年，马驰先生从西藏民族学院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工作。有一次开会用餐，马驰先生正好坐在我的旁边，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听到“王双怀”三个字，笑呵呵地说：“啊，你就是王双怀呀，我还以为是个中年人呢。”我说：“前几年我写了篇和您商榷的文章，您不会生气吧？”他微笑着说：“商榷是好事，生什么气呀！”看着他的神情，我感到与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后来我与他相见，一点也不觉得尴尬。我想这正是他心胸宽阔的缘故吧。

马驰先生的治学风格

马驰先生在西藏民族学院的时候，主要从事西藏历史文化和农民战争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调到师大后，因工作需要，他主要研究隋唐史和民族史。据说《明实录藏族史料》和《清实录藏族史料》主要是他搜集整理的。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在隋唐民族史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1985年以来，我读过马驰先生的不少论著，从中不仅学到一些知识，还感受到了马先生严谨的学风。

马驰先生治学，尤其关注有争议的问题。1986年，台湾学者章群先生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唐代蕃将研究》一书。马驰先生看后认为问题较多，便埋头从事唐代蕃将（即非汉族出身的将领）的研究，经过几年努力，写成了《唐代蕃将》一书，1990年交付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唐代蕃将的含义、分类、历史作用、汉化过程进行了全面论述，还深入分析了唐朝重用蕃将原因、入朝蕃将的职守和所统兵种、在蕃蕃将的使用制度、以及唐前期蕃将——由军事活动中的主人到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等问题，对章群的学术观点进行了修正或补充。1985年至1988年间，学术界围绕史道德的族属问题展开了争论，马驰先生通过深入探讨，认为史道德既非昭武九姓胡中史姓人之裔，也不是汉人建康史氏之后，实为奚族内徙者之后裔。

马驰先生治学，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比如，武则天时代曾大量使用蕃将，对此，前人未曾关注。马驰先生专门撰写了《蕃将与武则天政权》一文，指出在武则天参政、当政期间，蕃将曾给高宗武后政权打上重要的印记:它既是大唐、大周帝国大厦的坚强柱石,又是逼武则天退位、再造李唐社稷的重要力量。在武则天当政的年代,从中央到地方,蕃人出身的文武官员,其数目之巨让人不可思议。据粗略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将军、郎将等就不下百人。这些人在武则天时代加入蕃将的行列,其来源主要有蕃将的遗老、遗少、降附和羁縻国君长等。此外还有以上书奏事、遣子弟入侍为质,贡使等被授官拜将的蕃人。这一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马驰先生治学，也关注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如唐王朝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曾设置过不少羁縻府州，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但这些羁縻府州与中央的关系如何，当时尚无专题论述。马驰先生与他的学生马文军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唐代的羁縻府州与中央关系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都督、刺史可世袭，但须得中央册封认可；二是在土地、军队、赋税等方面有高度自治性权力，同时又受到边州都督、都护押领，接受汉官参治、奉唐正朔、混一车书等，尊重并接受中央的正统领导；三是向中央履行充质、入觐、纳贡、捍边、征讨等封建义务，中央则优其礼遇，宠以恩信。这种关系对后世民族地区与中央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和借鉴，这一成果把唐代羁縻府州问题的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马驰先生的奉献精神

马驰先生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也是一位乐于奉献的人。1994年，马驰先生接替上官鸿南先生担任唐史研究所副所长之职。这一年，我考上了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史念海先生研习历史地理。由于唐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所“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所以我与马驰先生的联系较前增多。后来，我们都参与了《西安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和《陕西通史》《资治通鉴新注》《两唐书辞典》的编写工作，因而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常被马驰先生的奉献精神所感动。

1995年，马驰先生在武汉大学举行的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当选为秘书长。作为唐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和中国唐史学会的秘书长，马驰先生为唐史研究所和唐史学会的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仅鼓励所里的年轻教师考博士、搞科研，而且亲力亲为，编辑出版了《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十三至第十七辑。更重要的是，他还主编了“唐代历史文化丛书”，这套书包括《唐代马政》《唐代体育》《牛李党争》《隋唐建筑艺术》《唐代婚丧》《唐代游艺》《薛仁贵》《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唐史研究者的一致好评。

1997年5月上旬，我的博士论文通过了外审，即将进行答辩。史念海先生找我谈话，希望我毕业后在史地所挂名，具备历史系和史地所的双重身份，以便参加史地所的研究工作，并承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编辑任务。5月28日，我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专家楼二层小会议室参加博士论文答辩，马驰先生亲自到会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位办关于答辩委员会组成的决定。答辩结束后，马驰先生即按史先生的要求为我安排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相关工作。到了8月，我带历史系学生到陕南考察栈道及秦汉三国遗迹，返校后虽未在史地所挂职，但仍承担编辑校对《论丛》的任务。当时，史地所、唐史所的办公条件有限，《论丛》资金短缺。有一次我去马驰先生家汇报工作，他说《论丛》办不下去了，让我转告史念海先生。史先生说：“《论丛》办了五十多期，在海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停了实在可惜！怎么办呢？”我建议将库存刊物装订成册出售，以解燃眉之急，最终避免了停刊的厄运。后来学校拨了经费，马驰先生仍有所担心，要求加大刊物发行力度，确保刊物的正常运转。他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唐史所和史地所的事业。

马驰先生对同事、朋友和学生都很关心。记得在他当副所长期间，唐史所、史地所的年轻教师收入很低，他就想办法争取一些横向课题。他协助史念海先生与海外学者建立联系，进行合作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产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大家争取一点科研经费。后来史地所与日本学者合作研究，出版了《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唐史所与香港学者合作研究《全唐文》也取得一定成果。《全唐文职官丛考》出版后，他还让我写了书评，并推荐给《光明日报》发表。此外，为了给所里创收，他还组织年轻教师办了一份报纸，报纸的效益如何已不得而知，但听说他也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

今年5月14日，是马驰先生逝世三周年的日子。我与马驰先生交往不多，但我相信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胸怀宽广的人、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一个乐于奉献的人。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