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出生在陕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48年春，我的家乡洛川解放了，政府在村里创办了小学并多次动员贫苦农民送子女去上学，既不收学费也不限年龄。父亲让并不想上学的弟弟去顶数，而让我这个很想上学的长子去放羊。父亲打心眼里认为，读书没什么用，因为比他大18岁的胞兄读了“五车书”仍是个农民。伯父是民国时期扎根农村的有知识的农民，他的命运比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好不了多少。

1949年下半年，还不到10岁的弟弟坚决不肯上学了,而学校和村干部又轮番来家里做工作,父亲无奈之下只好让我去顶替，此时我已近13岁了。我在村小学上了两年就考上了高小，入学考试时我是第49名，高小毕业时我是第4名，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后得知省立黄陵中学招生，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前往应考，不料竟然考上了。我成为了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中学生。

1956年元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驻地位于西安城墙附近的南马道巷。我们常到城墙上进行队列等军事训练。我还常常站在城墙上遥望两三百米外的西北大学校门，心想有一天若能走进这个校门该多好啊!我在部队一干就是近20年，期间多次在梦里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可能是我对大学的向往太久了，到1975年转业时我毅然舍弃了去西安商局工作的机会，而坚定地选择了陕西师范大学。

1980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对全国的在职职工补文化课，提高职工文化素养。陕西师大开办了中国语言文学和英语两个专业大班，免试入学，晚上授课，听课自由。上课地点设在师大附属小学，负责人是邢家骅和谢学安两位老师。我在广播上听到消息后非常激动，心想上学的机会终于来了。

第一天上课，我第一个冲进教室，并端端正正地坐在了第一排。不一会儿，偌大的教室一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连过道里也坐满了听众。环顾四周，班里除了校内熟悉的同事，也有不少来自校外的学员，其中还不乏一些“银发学员”。第一堂课由中文系的文丕显教授讲写作。我专心地听，认真地做笔记。后来才得知，虽然课程是全开放式的，来去自由，没有特别的限制，但学校仍然按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科学历标准开设了课程。聘请的授课教师均是中文系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其中有主讲现代文学的黎风老师、党秀臣老师，主讲现代汉语的赵克诚老师，主讲古代文学的何世华老师、刘天泽老师和高海夫老师，还有主讲外国文学的马家骏老师。尽管学习班安排的课时不长，但老师们讲解的都是精华和重点。

记得听完第一堂课的那个晚上，我辗转反侧，几乎失眠，于是乘兴写了一首诗:“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迎来天边一轮明月。我背着书包去上业余大学，深感年轻了许多。谁说失去的青春不能找回？攻书攀登管他年岁几何!为了祖国的现代化，我心中升起一团火。我什么都想学，真是如饥似渴。我在课堂上一坐，失去的青春便回到了心窝。”后来这首诗刊登在了《陕西师大报》上。

1983年，职工业余大学的课还没有上完，我得知学校决定恢复中断了17年的函授教育，在全省招考大专起点的汉语言文学本科生500名。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交了一元钱的考试费。许是心情的原因，我轻轻松松地过了考试关。录取名单揭晓后，我成了陕西师大恢复函授教育后唯一的一位在职职工，同时也是本校函授教育史上年龄最大的学员。我还欣喜地领到了一套免费的教材和一套由王力主编的繁体字版《古代汉语》。我视它为珍宝，书皮包了一层又一层，并反复读了好几遍，受益匪浅。

由于各种原因，函授班到领取毕业证时仅剩10名学员，但我们仍是一个团结的班集体。班长是学校宣传部的专干阎鸿恩，期间他还兼任过班主任。阎鸿恩待人谦和，乐于奉献，我们班同学的全部手续都是他一手经办的。作为班里的学习委员，我在学习上非常用功，各门课程考试成绩都达到了优秀，其中外国文学结课作业更是得了满分。

1984年，当我如愿取得本科文凭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我的毕业证书编号是师业字（1984）001号，捧着这张珍贵的学历证书，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几年函授我总共才花了20元的学杂费，却换回了一张梦寐以求的大学文凭。至此，我的上学梦终于得以实现。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经86岁了，回首自己的求学之路，心底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深知正是党的惠民政策以及学校对职工的关心关爱，才圆了我的上学梦，让我有幸提升了学历。衷心祝愿国家越来越富强，学校事业蒸蒸日盛！

（作者系我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