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位于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处的小村庄，说是地处平原之上，却处处更像陕北，沟壑、黄土、窑洞，一样不少。很多人都用“洋火”这个词来形容蒲城县，但是庆兴这个位于蒲城最东北的小村庄，好像自古以来就不大起眼。

“穷”是上世纪县城人们对庆兴的固有印象。离城70里路，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去一趟县城需要翻山越岭，这是奶奶那辈人年轻时的真实写照。记得小时候坐班车回老家，奶奶告诉我：“过了卧虎山，温度一下就变低了，也就马上到家了。”幼小的我没有太多知识积淀，对家乡的所有理解，都源于爷爷奶奶的闲谈。

我不知道村北那支离破碎的深切谷是河流下切侵蚀形成的，只听说那沟下面以前有条河，后来干了。我不知道这里的塬梁峁与陕北是连成一片的，只是奶奶告诉我说翻过这些沟就能到延安。我不知道村中央那个古朴厚重的戏台是清代的古建筑，只是好奇当时大胡子男演员腰上那个圆环腰带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当然，我更不知道什么是“疏花”、“定果”，只是每个暑假都坐着爷爷拉的架子车去果园收苹果，再去街上售卖，然后用零钱去小卖部买冰激凌吃。我也不知道祠堂是什么，却在某个寒假大家都捐款说修祠堂的时候，拿了自己的压岁钱给了筹款的伯伯，后来我的名字被写在了祠堂的纪念碑上。

那时的我并未意识到，我的家乡，竟是那般淳朴而厚重，令我震撼。

小时候奶奶提起一首歌，说这是爸爸小时候爱唱的——“我家住在蒲城蔡邓（曾经庆兴村属于蔡邓乡），家里生产茅盆大瓮，不管是大茅还是小茅，都是我的家我的家……”，调子是《黄土高坡》的调。自然，那时的我也不知道“茅盆大瓮”到底是什么东西。

渐渐长大，我才了解，村北的沟中从前有个陶瓷厂，专门烧制民用黑瓷和耐火砖，村子中很多人都在那里干活，烧制出“瓮”“盆”等器物便拉去县城卖。黄土、小河、深沟，是烧瓷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又是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陶窑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它的官名，叫“庆兴窑”。

然而再悠久的历史，也未能抵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浪潮，这座小窑，没有“耀州窑”那般有名气，也没有“尧头窑”那般受人重视。于是，一切辉煌掠过，只剩下黄土层上的无数瓷片和几间老房，没有标识，没有故事。但，遗迹总是会说话的。夹在黄土层中的“坩土”、村中各式各样的瓷盆瓷瓮、家中大窑炕上的那个“黑猫瓷枕”……还有仍然住在窑址附近、守望着这方小天地的花甲老人，都能告诉后来人，“庆兴窑”、“庆兴陶瓷厂”曾无比鲜活地存在过。

我第一次了解“摩崖刻石”这个词，是高中练习书法时。但也是后来我才清楚，原来我早就见过那我以为离我很遥远的“摩崖刻石”。村北有个沟叫做“牛仙洞”，村中人都说那是老子飞升成仙的地方，说那溶洞里有个青牛，曾帮助村人度过饥荒。故事或许是杜撰，但却也是先辈们质朴而虔诚的信仰。

如今，大多遗迹已然湮灭，连去那里的路也破败不堪，只留下残旧的洞窟，和牛仙洞前摩崖刻石上的文字，这些已经漫漶的文字记录了明代对洞窟的一次整修工程。当我看到“大明西安府”的字迹和那些与我同一个姓氏的名字出现在一起时，便有种说不上的感觉，不知是亲切还是震撼。这些名字就这样在河边，在风沙中，在黄土崖壁上，留存了几百年。

六岁，我望着家乡的沟壑，研究“天牛”到底能不能吃。十三岁，我望着家乡的沟壑，知晓了这道叫“九盘龙”，那道叫“水泉沟”。十六岁，我望着家乡的沟壑，看到了那废弃的“陶瓷厂”。十八岁，我望着家乡的沟壑，绿意蔓延，鞭炮声起。二十岁，我再次望向我的家乡，回望她的一切，回望我的一切，才觉我一直被这方山水默默滋养。她从不告诉我分毫，只是等我发现些痕迹时，被感动、被震撼、被惊艳。

我很庆幸，在信息化还不那么完备的时代度过童年：十天一轮数着固定的日子赶集、夏天在大门口地上铺着凉席吹风数星星、拿着套板测量每个苹果的大小……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得以窥见村落里历史的遗迹，了解这里的故事，并最终与它们拥有更多的关联。

遗产总是会说话的。受地理因素限制，庆兴村不具备富庶的硬性条件，又因处在交界过渡地段，似乎什么都不够典型，但也或许正因为它不够典型，所以才独一无二。无数个瞬间留下的痕迹，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对生活的热忱。修窟、挖矿、制瓷、种苹果……一代代人总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过活。

这两年，庆兴河干涸的河道又间歇地有水了，水流虽很小，但流得欢快！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