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蒙因为在省级“挑战杯”比赛中拿一等奖而被保送上研究生。不久前，他受邀回母校和学弟学妹交流保研经验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件令他震惊的事情。
活动组织方把与会学生代表在本科期间的获奖作品做成了PPT，其中一份题为《×××压载水处理装置》的校级获奖作品抓住了李蒙的眼球，这与他当年的“挑战杯”获奖作品《×××压载水处理技术及装置》的题目相差无几。
他随即拿起手机在网上搜索这篇文章，却惊讶地发现两篇文章不仅摘要内容大致相同，关键处的实验数据也是惊人的相似。更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一作品的署名作者是他的师弟，指导老师也是同一人。
李蒙“蒙”了，自己的作品怎么会被师弟“盗”走？而两年前就已经在省内拿过奖的科研项目为何还能获得学校支持并通过校内的评选？他脑子里还冒出另一个问号来：如果真的是“翻新”作品，师弟这个项目的科研经费又去了哪里？
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这些细节时，李蒙即将研究生毕业，3年来为导师老板的“打工”经历让他对科研经费尤为敏感——有科研项目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中就有经费是非。但是，他从未想过学生的科研经费还能出什么问题，毕竟，这块蛋糕实在太小。 然而，就是这块不甚引人注目的“小蛋糕”，也难以避免地染上了高校科研管理的种种弊病。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北京部分高校调查发现，一些学生科研经费出现了“拼发票”、“ 凑预算”乃至“攒项目”的怪现象，而其背后暴露出来的一些导师“指挥”造假从中捞取经费，以及学生经费“九龙治水”式的管理问题则更令人咋舌。
经费少时做不了想做的实验，多时花不完只得买杂书来“拼发票”
科研经费分配不均已是众所周知的问题，高校教师由此有了“大牛”、“学霸”以及很难申请到经费的“青椒”之分，大学生享受的科研经费也同样因为学校牌子的差异存在“绿肥红瘦”。
浙江大学一份针对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的报告就提到：国家重点投入建设的“985”、“211” 研究型或综合性高校经费较为充裕，开展SRTP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并设有专项经费。相比之下，地方或非部属院校资金来源有限，科研经费相对较少，在单个项目的经费资助上与国家重点院校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差距较大者可达两个数量级。于是，有人将地方院校学生科研经费之少戏称为“撒胡椒粉”。 然而，即便是具体到一个研究型或综合性院校，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学生经费少时做不了想做的实验，多时竟一半花不完只得买杂书来凑发票。 一个研究辜鸿铭保守主义的题目给了5000元的科研经费。“怎么花啊？”北京一所高校中文系学生王小青说。 当她和小组成员将网上有关的论文打印出来后——事实上，她知道这些论文本不必打印出来，平时看电子版已比较习惯，但有了钱打出来也就更方便些——又买了些相关研究的书籍，加上预计的版面费，整个加起来，才花了2000元出头，还不到一半。 于是，她在网上找卖家买发票，充当“差旅”一项。实际上，此前，她在填报预算时就写下了实地调研一项，目的是为“还原史实”，但她并未去实施。因为在她看来，小组在内容分析方面已做得十分扎实。 令她没想到的是，教务处在审核时只问了句：“是北京的票还是外地的？”这时，她才意识到，所谓项目申请注意上缩写的“实报实销”真的成了一个“原则”上的说法。 在他的身边，仍有不少同学希望通过科研项目来锻炼自己的研究能力。在这位教授的博文中，有一段他学生的话：“我感觉批下来的经费一点不够用，为什么那么多‘天马行空’的好点子不让做，就是没钱吧。给我们学生的科研经费要么是面子工程，要么就是让学生学会了如何报假账！”
记者翻阅多所高校有关学生科研项目的审批表发现，批复下来的经费基本都是整额，很难看到带有零头的经费投入，即便有，也只在小项中出现。 根据受访人的说法和最终的审批表对比，不管学生的经费怎么报，经费审议的专家又如何“砍”、“截”，最终落到经费管理部门，所有的零头都会被“整齐划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冠以某某项目名的“经费支持”。 原因在于，学生经费批复多采用项目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想到一个点子，预估出经费来，接着提交报告”。换句话说，学生报什么项目是活的，但项目放到哪个筐子里，从哪个筐子里拿到多少钱则通常是一成不变的。 这位教授说，毕竟，上头拨下的钱是给学生做课题锻炼的，而非一点点抠出钱来求个“物有所值”。
“凑预算”、“攒项目”成为公开的秘密，部分导师“指挥”造假并从中捞取经费
在对不少高校教师的采访中都印证了这一点：在学生之中，“凑预算”、“攒项目”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鲜为人知的是，部分导师甚至“指挥”这种造假，并从中捞取一定的经费。 与王小青同校、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杨宁因为手里常握着两三个课题，被同学戏称为“科研暴发户”。他本人却常常感慨身不由己：“说是学生自己的项目，却难掌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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