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写作中的发挥创新

这里的发挥创新，是指在规定方向、范围的写作创新，所谓“既要不出格，又要出新”。文稿写作中的发挥，是在特定目标和规范下的创新，更强调体现特定的工作取向、领导意图。

文稿写作首先要尊重体制要求。就文稿写作而言，任何特定的工作系统，由于机构或体制约束，都有一些规定的表达表述，即所谓范式、套话。既然是公文，就不能没有套话，不能没有程式，因为有一些共同的要求，特定的要求，特定的表达方式，如同戏剧的动作。但是，高质量的文稿，不论是工作报告、项目设想，还是领导讲话，重点肯定不在这些套话上，不在于套话说得多漂亮，而是要强调实际内容，是在实际内容方面下工夫。文稿写作，如同带着镣铐跳舞，要掌握一般要求、方向原则的基础上，要善于提出有实际内容的新东西。现在，我谈几点体会：

第一，要以平常心态对待高端作品，包括名家文章、重要讲话、重要文件等。

所谓平常心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重视学习，懂得高山仰止，不能目空一切；另一方面，不能迷信崇拜，不要以为高不可攀。所有的文章都是人写出来的，所有人的思考写作，都是可以质疑的。如研究发现，即便是经典作家作品，在论证和表达上也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不严密的情况。在先秦经典中，学者们通常认为《道德经》的逻辑和表述比较严密，但是表达上重复啰嗦也不难发现，所以现在有些学者提出要搞现代修订版的《道德经》。

自从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我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致力于起草文件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充满了争论和困惑。有些文件讲话已经发表，大家讨论中还是发现不少问题。有些文章讲话，是在多种尖锐不同的意见，妥协平衡的结果。没有问题的文件未必是好文件，好文件未必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读高端作品，既要想到如何学习，又不要盲目迷信。拿到一篇报告讲话，拿到一篇高端作品，无论是讲话还是文件，当然首先要虚心学习，认真拜读，但同时，也不妨用挑剔的目光，质疑得心态去学习。要能判断那些是虚话套话，那些是真本实料、真知灼见。不要被朗朗上口的排比句、引经据典的宏论所吓倒。有一些文章，看上去气势恢弘大作，词藻华丽，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逻辑的残缺、概念的混乱、思想的空洞。

第二，不要以为，只有理论精湛，学识渊博，才能写出好文稿，或者说写出好文稿需要很深的理论功夫。

从政策研究工作的角度看，翻检建国以来的农村工作文件起草，那些受到高度评价的文件讲话，基本上都不是所谓大理论家搞出来的。或者说，并不是从理论出发搞出来的。相反，一些所谓大理论家搞的文件，如1950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文件和文革文件，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主持的。这些文件当时都抬得很高，被捧为高屋建瓴、高屋建瓴、拨云见雾之类，看上去很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事实上，正是这些文件，给中国农村造成了历史性巨大灾难。从这些起草人来看，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学问，没有理论，文笔不好，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起草了好文件。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没有大学问，没有高深的大理论，也能写出好文件、好报告。分析这种现象，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给我们信心。

第三，写作中要发挥创新，不能拘泥于领会贯彻上级要求意图，不能仅仅表述顺从和迎合，不能“述而不作”（只有阐述，没有创作）。

好的文稿富有特色，善于创新，起草人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一般来说，领导喜欢有特色、有创新的文稿，但通常不会具体指导，起草者发挥舞台很广阔。起草人首先要有自己的创意，好的构思，好的想法，好的表达。有了好的想法，还有善于表达，善于与领导沟通，善于向领导提出建议，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有所坚持。 文稿服务不是个人创作，不可能任凭个人尽情发挥，但是，文稿写作也很需要发挥创新，关键是，这种发挥创新，一定要获得领导认可。这对文稿起草者来说，是很重要的锻炼考验。如果不能说服领导，不论你的想法如何重要，这种创新都无法实现。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有了想法还要善于说服领导，变成领导的想法。我曾经听到高级领导人议论提拔干部，说到某某受到提拔重用，重要的一点是：能领会领导意图并用文字表达出来，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善于让领导接受。

在文稿服务中，让自己的思想被领导接受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能力。在特定科层制机构中，主导性意志只能是领导意志，领导不接受你的想法，你也应该接受这个现实，这就是要尊重体制。苏辙讲为官之道，有“明于至理，顺乎流俗”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很高境界。在现代条件下，这种“流俗”可以解释为体制要求和约束。就是说，心里面要明白大道理，行动上要顺应某些特定规则。在机构文稿服务过程中，这些理念都很有启发意义。

这里还要说到杨坤泉的事情。1980年9月，中央召集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爆发了激烈争论，后来形成了当年的中央75号文件，文件规定少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一般地区不要包产到户。杨坤泉是文件主要执笔者，他个人赞同普遍行包产到户，但文件表述要执行领导意志。会议召开过程中，在京西宾馆里，他到一些省委第一书记房间去聊天，动员他们支持包产到户，以此影响政策规定。这是他表达个人政策主张的一种智慧，成为机关里的一段佳话。

第四，处理好公文写作与学术写作的关系，通过两者相互促进，实现写作能力提升。

人们通常强调公文写作与学术写作之间的矛盾，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角度不一样，表达方式、叙事逻辑不一样，甚至语言系统也不一样。所以，如果公文象专业学术文章，或者专业学术文章象公文，这两者来讲都是不成功的。当然，如果一个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甚至词汇系统都完全被公文化了，这样就做不了研究，甚至写不出学术作品。我们看一些老干部回忆录，就能发现这个问题，思维框架和语言表达完全格式化了，写的像官样文件，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被淹没了。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公文写作和学术写作并不互相矛盾，甚至能够相得益彰。学术的严密逻辑，公文的清晰简洁，有时候互相促进，具有内在的共同要求。从历史上看，公文写作并不必然摧残个性化的创作研究。在古代文人当中，这两种角色其实也也是不断转换的。宋代文人如苏东坡、黄庭坚，唐代文人如柳宗元、杜甫、杜牧等人，都曾经是皇帝写作班子的，都做过批注奏折、起草招书、编撰重要文书的事情，这个职务通常叫中书舍人。唐代杜甫，曾经短时间内做过皇帝身边的咨询研究人员，而杜甫的很多诗，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当作很好的调查报告来读。杜甫作品在今天经常被用于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资料。由此可见，公文写作并不必然损害个性化的思考和表达。相反，这种经历还能够开拓学者的生活视野和思想视野，培养特殊的是观察分析能力。所以，在看到两种写作之间的矛盾时，也要看到两种写作之间的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