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的这一要求,正在各地法治政府建设的创新实践中予以落实。
北京市打造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教育培训平台,聚焦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全面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浙江省构建“力度+温度”监管体系,推动涉企监管执法从“单向要求”向“双向规范”转变,聚焦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反映的“以罚代管”“以抓代管”“执法扰企”等问题,提升涉企执法质效;
广东省深圳市率先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政府部门为市场服务,承担个人破产办理中的行政事务,保障市场主体有序退出与再生;
江苏省苏州市以法治督察督促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强化监督问责,有效落实跨领域重大法治问题的督办整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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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近日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法治建设与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研讨会暨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十大创新案例发布会上发布的案例,生动诠释了“有为政府”的有益实践。
“有为政府不是全能政府,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建设皆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周尚君诠释了“有为政府”与法治政府的内在联系。在周尚君看来,更好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建设样本,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和全国统一大市场法治建设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开放聚力 压实责任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法治下的大市场。”在作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营商环境专家组成员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的理解中,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法治息息相关。
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府权力的界限在哪里、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以及路径如何等问题,在胡锦光看来,都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所需要明晰的问题。
这意味着作为市场管理者和服务者的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尊重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北京市打造的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教育培训平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北京要建设法治中国的首善之区,首先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具备首善的法治素养。”北京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说。2023年北京市依托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大学等16所首都高校和8家人民法院,设立了北京市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教育培训中心基地和实践基地,着力打造体系化的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教育平台。
一方面,为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开展教育培训提供高质量服务保障;另一方面,用好首都法学法律专家资源。“开放聚力是北京这些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经验和特色。”该负责人说,北京市先后成立了专家充分参与的北京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立法工作法律专家委员会。此外,北京在推进法治政府示范创建、依法行政考核等方面,得到了专家的广泛参与。
同样注重抓好“关键少数”的还有江苏省苏州市。苏州注重压实“关键少数”的督察责任。制定法治苏州建设工作监测评价实施方案,明确年度依法治市工作监测评价项目标准,把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任务逐一细化和量化。抓实述法评议,发挥述法对于加强监督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功能,形成压力传递和杠杆效应,以硬约束压实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职责。
明确边界 闭环审核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提升政府监管效能。
与市场监管最为密切的执法行为,也由此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重庆市开展“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就是其中典型。重庆市司法局锚定以行政执法水平提升,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按照先街镇后市区的思路,围绕执法队伍、执法事项、执法监管、执法监督、执法平台5个关键变量,推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初步构建队伍精简、职能清晰、协调高效、机制健全、监督有力的行政执法新格局。
据重庆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重庆精简整合力量,推动行政执法队伍“大综合一体化”,整合精简率达50.6%。同时推动执法事项“大综合一体化”,实现全市50个领域11084项执法事项清单式管理,并创新监管执法协同,推动执法监管“大综合一体化”,制定了重庆市行业监管与综合行政执法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理清行业主管部门和综合执法部门的职责边界,谋划了15个执法监管一件事和15个综合查一次的应用场景,有效降低检查频率达20%以上,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
实践中,涉及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了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内容,如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等,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清理和规范。
在这方面,广东省广州市打造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统一发布平台,作出了有益探索。该平台集录入、审核发布、分类检索、清理功能为一体,做到一次录入、分级审核、数据同源、统一发布、信息共享、动态更新等,实现了审核的闭环管理,数据的同源共享,智能便民查阅政策精准推送。
据广州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平台上线至今,已发布行政规范性文件6000余件,浏览量超2000万人次,优化了政务公开人员工作流程,推动行政执法主体依法行政,保障市民对规范性文件的知情权,促进市场主体及时掌握涉企政策。
监管决策 为企服务
与规范性文件一样,重大行政决策也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系紧密。为此,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也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浙江省宁波市首创行政决策重大性判定地方标准,推动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规范化运行。近年来,宁波市司法局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先后出台《宁波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规定》及其他5部政府规章,并制定出台市级地方标准《行政决策事项重大性判定规范》,为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落实落细提供规范的指引。
据宁波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宁波市将地方标准纳入政府法律事务系统,对决策履行程序进行精准监控,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全程监管。
政府不仅是管理者,还是服务者。位于四川省的成都高新区围绕主导产业法律服务需求,创新法律服务供给形式,出台专门针对区域产业制定的行业法律服务清单——《成都高新区三大主导产业法律服务清单(2021)》《成都高新区“建圈强链”法律服务清单(2023)》,通过全面依法治区办建立政企联动、律企联动,将法律服务对接到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企业,解决企业涉法涉诉、矛盾纠纷问题,促进企业和创业团队依法创业、依法办企,真正打通涉企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疏通企业找法、用法的渠道。
在成都高新区,企业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这里为腾讯、爱尔眼科、新希望、京东方等52家企业提供专项定制的法律服务100次,解决法律问题60余个,涉及投资金额上百亿元,真正打通社区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法律服务助力产业发展。此外,成都高新区的法律服务满意度测评已经连续两年位居成都市第一。
西南政法大学立法研究院院长、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温泽彬教授告诉记者,西南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从全国征集的案例中遴选出十大创新性案例,这些地方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法治政府中,针对有关痛点、难点、堵点拿出上述创新举措,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学辉认为,下一步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在他看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需要全国统一市场规则的建立,需要国家强制性建立统一法治标准。此外,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也是解决有关难题的有效途径。
(原文刊载于《法治日报》2024年12月20日第5版。)
原文链接:[法治日报]多地法治政府建设创新实践诠释“有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