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抄写于战国中期的清华简《五纪》是竹简中的大部头，总共有130支简，全文据推测在五千字以上，这在已经出土的战国竹简中十分罕见。其内容也格外高大上，假借“后曰”的口吻叙事，讲述了后帝、黄帝等上古圣王的事迹，里面天地鬼人无所不及，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天文、历法、地理、物产、祭祀、政治、军事、制度、伦理无所不在，宇宙观、历史观、鬼神观、天下观、道德观悉数囊括，所以气度不凡，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顶层设计、宏大叙事。
《五纪》特别重视“数”，最重要的数字就是“五”，里面渗透着强烈的五行意识。宇宙中的重要元素全部通过“五”井井有条地组合起来，并且相互配合。例如，用来规范人间伦理秩序的五种“文德”是“礼、义、爱、信、中”。“中”在《五纪》中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天下的秩序可以通过“有中”来表达，所以“中”的地位显然高于其他四者，居于统摄地位。在论及作为“天下之度”的五种工具时，《五纪》说“一直，二矩，三准，四称，五规”，这里面“规”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专门用“圆正达常”来形容“规”，而其他四者没有这样的待遇。《五纪》又将五种文德和五种颜色及五种工具配合起来，“直礼，矩义，准爱，称仁，圆中”成为“天下之正”；“礼青，义白，爱黑，仁赤，中黄”成为“天下之章”。毫无疑问，“圆”“黄”与“中”相当，“圆规”是最重要的工具，“黄”是最高级的颜色。
《五纪》中还有一句话，“一风，二雨，三寒，四暑，五大音，天下之时”，即“风、雨、寒、暑、大音”是决定“天下之时”的五种最重要的元素。无疑“风、雨、寒、暑”是可以称为“物候”的四种自然现象，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能够直接体验到的。那“大音”是什么？如果也是一种物候，那它指的是什么现象？
从地位上看，“大音”因为与“中”“圆”“黄”相当，显然要高于“风、雨、寒、暑”，应该也是决定性、统摄性的元素。为什么“大音”具有这么高的地位呢？
首先，需要分辨“时”这个概念，这里的“时”显然不是“今明”“早晚”“日月”等移动着的、可以记载测算的线性时间，也不是“春夏秋冬”这些可以轮替循环的时令节气。从种种迹象看，“时”指的是农时，即可以决定农作物生长的那些关键要素。“风雨寒暑”构成影响农业生产的规范性系统，如果它们能够适时出现，风调雨顺、寒暑有节的话，将有助于获得好收成；反之，将对人类生活造成恶劣影响。《管子·度地》中有：“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其至不时者，此谓四刑。”《礼记·乐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显然，这些文献都讨论了“风雨寒暑”和“时”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风雨寒暑”的重要作用。
但这些文献里面没有提到“大音”。“大音”在《五纪》中多见，除了前句，还有如“大山、大川、高大、大音、大石、稷匿，尚时司信”“凡此万生，日明之，风事之……大音动之，大石授时，稷施五谷”。“大音”也是《五纪》所见七十二神祇中的一个，其具体所司是“时”和“信”，而能够司掌“时”和“信”的神祇还有“大山、大川、高大、大石、稷匿”，这些神祇很可能都与农耕相关。
对于这段话，清华简整理者做了以下注解：“《书·洪范》‘次八曰念用庶征’，‘庶征：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可相参照。又‘风、雨、寒、暑’见《淮南子·精神》。‘大音’指雷。《礼记·月令》仲春‘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如整理者所言，“大音”确实可以和“雷”关联起来，但难以说明的是“大音”为何成为统摄性存在，也无法说明为什么《洪范》中的“风”到了《五纪》成了“大音”。
《管子·五行》云：“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锺。令其五锺，一曰青锺，大音，二曰赤锺，重心，三曰黄锺，洒光，四曰景锺，昧其明，五曰黑锺，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意思是说在五声的基础上建立起五行，就可以正定天时了。“大音”是五声的一种，与“青锺”即东方及春季相应。这里“大音”虽然与时有关，但不是统摄性存在。“大音”也被古人视为一种天象，如《史记·天官书》云：“涒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应见牵牛。”这里的“大音”也与东方之位有关。
如果东方、春季与“大音”相配，那么“大音”是可以比作雷霆的，因为春雷发出的声音最为震撼。在后天八卦序列中，《周易》的震卦处于首位，相当于春季。虞翻《易注》说“震为音”，正是因为春雷与东方之位以及春季有关，因此以“雷”释“大音”是可行的，“雷”也可以视为物候的一种。
然而，《五纪》却无法提供例证，证明作为春雷的“大音”和“中”“圆”“黄”一样，应该居于统摄主宰的地位。因为在《五纪》中“东”这个方位和“礼”搭配，如“礼青，宅东极”（“宅东极”三字缺损，但可以据上下文补）、“东司同号曰秉礼”“日出于东，行礼唯明”。“礼”在五种“文德”中排第一位，因此与“东”的位置相应是完全正常的。如果将“雷”视为春季和东方的产物，但又处于“中”的位置，那就显然矛盾了。
然而，“大音”作为一种超越性存在，在先秦文献中也是有记录可循的。《老子》有所谓“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说。这里，“大方”“大器”“大音”“大象”都是在物象基础上再用一个“大”字来比拟超越物象的“道”。“大音希声”说的是最大的声音反而听上去没有声音。河上公本注此句为“大音犹雷霆待时而动，喻当爱气希言也”。这里也把“大音”比作雷霆，说雷霆总是“待时而动”，不轻易发作。故有道者也当平时“爱气希言”，行无为养生之事，仅在必要的时候做出不同凡响的举动。王弼本注此句为“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这是从感官角度论述道不可能被听觉感知，肉体感官只能感知类似宫商这类可以分辨和计算的声音，大音则能统摄众音。
《五纪》也是将“大音”视为无形之物，视为超越性存在，所以不同于“风、雨、寒、暑”，但又能够统摄“风、雨、寒、暑”这些有形的物候。因此，这里的“大音”在统领和主宰的地位上显然类似于《老子》用“大音”形容的“道”，可能在震慑效果上部分地保留了雷霆万钧的气势，然而与东方与春季已经没有关系了。
《五纪》和《洪范》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笔者将《五纪》称为《洪范》类文献，从很多话题、思维框架、表达方式，都可以看出《五纪》脱胎于《洪范》，五行思维的传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特征。而“一风，二雨，三寒，四暑，五大音，天下之时”这一条就是重要例证，从《洪范》“雨、暘、燠、寒、风，曰时”来看，两者说的都是“时”。《洪范》的下文是“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五者有规律地出现，才使万物得以生成，人类得以生存。
“五行”这个概念最早即出自《洪范》。过去，关于《洪范》的五行是否仅为五种并列的元素，其中一项是否高于其他四项、居于主宰地位，是有争议的。现在如果说“大音”是一种统摄性存在，那么就有助于我们对“雨、暘、燠、寒、风”中“风”的地位作出新的思考。《洪范》中“风”在最后，可能与“雨、暘”“燠、寒”两两相对有关，而“风”则超脱其上，没有相对之物，这或许与“风”无形的特征有关。《洪范》认为雨、 晴（暘）、 热（燠）、 寒、 风这五种自然现象有序出现，就是吉（休征），反之则为凶（咎征）。与之相应，君王也有为“吉”的“肃、乂、晰、谋、圣”五种类型；为“凶”的“狂、僧、豫、急、蒙”五种类型。因此，这里的“圣”“蒙”和“风”一样是特殊的存在，是最好与最坏的代表。
显然，《五纪》继承了《洪范》的思想，因此也将“风、雨、寒、暑、大音”称为“天下之时”。但相对之物已经转为“风、雨”和“寒、暑”，而“大音”超脱其上，没有与之相对之物。
在《五纪》里，“风”显然和“雨”相对，也成了可感知之物。《尚书·洪范》也有此迹象，如“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在早期文献中，“风”和“雨”并列非常多见。如《诗经·郑风·风雨》有“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周礼·地官·司徒》有“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周易·系辞》有“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礼记·乐记》有“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这里的“风雨”和“天地”“阴阳”一样，都是成对出现。《五纪》的“风雨”显然也具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风雨”作为成对概念，并非到后世才出现。这就和“雨、暘、燠、寒、风”中的“风”独立于其他四者之上构成矛盾。《五纪》的作者很有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才做了调整与修改，顺从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将“风雨”并列，然后使用曾经是物候象征（春雷），但已经被世人视为超越性存在并认为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大音”取代“风”的位置。这样，从“风”到“大音”的转变就容易理解了。
借助“大音”“圆”“中”“黄”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月星辰岁”的结构。如郭店简《太一生水》所示，宇宙生成最为重要的内容，其实就是时间意义上“岁”的生成，《五纪》把“岁”放在最后一位，正表明“岁”是不同于“日月星辰”的结果性存在。“岁”一旦形成，接着出现的宇宙秩序应该就是各种物候，由这些物候进一步充实“岁”的内涵。《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淮南子》的《天文》《地形》都是这样的顺序与内容。所以《五纪》在交代了“日月星辰岁”的“天下之数算”后，马上转入“一风，二雨，三寒，四暑，五大音”的“天下之时”，也就容易理解了。
（作者曹峰，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12月18日第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