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看待人物的时候，既把他放在时代当中，也把他放在传统当中去看

钱穆先生在《学龠》一书的《谈当前学风之弊》里面，提出了“时代人物”与“学术人物”，或者说“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的区分。有些人物只是在时代当中叱咤风云，一待风气潮流变化，就随之销声匿迹，而有些人物可以称得上或者说最后成为传统性、学术性人物，当时或许不显，却会对历史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

钱先生无疑是首肯后者的。他围绕这个区分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说法，比如有时代师也有学术师，有世俗师也有传统师；但是，他说，辛亥革命以来六十年，没有大师。钱先生的这个话发人深省，现在我们大家都尊称钱先生是国学大师，但钱先生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这些时代人物有深切批评——虽然与梁任公有终其一生或明或晦的对话（也许还可包括章太炎、章学诚），同时肯定柯劭忞、孙诒让、王先谦这些算得上传统人物的少数派。当我们斗胆评价先贤时，需要注意他自身比较在意的评价尺度是什么。钱穆在看待人物的时候，既把他放在时代当中，也把他放在传统当中去看。

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评价人物，很容易要么将其只放在时代当中看，要么将其只放在传统里看——第二种在钱穆先生这里似乎更多见；而钱先生非常有启发性地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要看他对时代问题的消化，看他怎样把这种消化融会到传统的承续与新生中。做到这一点，才当得上传统人物，而不仅是逐浪时代、风靡一时的。钱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反复讲什么是真人物、什么是真时代、什么是真传统，顺着这些问题讲什么是真学术、什么是真革命，特别是革命问题，他有意辨识“真革命”，是在提醒我们去辨析真伪。那些“伪”的、速朽的，可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转眼却成烟云。虽属现实，未必真实。我们应当在传统大流的承转中去辨识真伪，钱先生提倡守先待后，就是着眼于此。

钱穆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回归中国大陆公众视野——无论是巴蜀书社引进其《论语新解》等著作，还是《人民日报》摘刊其《丙寅新春看时局》。他在思想学术界逐渐为大家重新认识。当然，这种重新认识，内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时代精神与氛围。80年代流行文化热，钱先生关于文化学的论述，得到不少关注；90年代国学热开始，钱先生被视作国学大师，渐为人知。

理解“传统人物”与“时代人物”的区分，“师道”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从三十年来钱穆研究的演变轨迹看，钱穆回归经历了文化热、国学热，最近十年大家又逐渐从政治思想的视野对他进行关注。所以说，不同时代氛围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认知。而在时代发展当中，随着我们身处之世界与时代主题的不断变化，要揭示钱穆先生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意蕴，需要我们充分调动自身来靠近他、体会他。在过去三十年中，围绕钱穆先生的种种讨论，其着眼点或者品鉴尺度可能有这么一些面相：比如争论他是不是新儒家；然后从这种争论之中又拎出史学与哲学的分际——我们知道，严耕望先生把他列入20世纪四大史学家；另外就是国学大师，或者小一点叫文化学者。像这些标签或者说争论焦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某个圈子或某个时段有其表述蕴含的合理性，但笔者觉得并不足够。就个人阅读体验来讲，笔者觉得这些争论仍未真正切中钱穆学术思想里具有全局性和中心性的问题。

这方面有两个线索。一个是写于1964年的《谈当前学风之弊》，另一个是1954年的《孔子与春秋》。在《谈当前学风之弊》里，他品评民国以来几个大学者，有一个核心尺度是“师道”。而这个“师道”，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理学意义上偏重内圣之教的“师道”，或韩愈以来狭义道统上的“师道”。钱穆着眼于立国久远，从怎样使文化传统在破和立当中传承创新的意义上来讲“师道”。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不断进行中西对比，凸显中国文化把“师道”视为一种文明传承精神，而学人要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当中真正立得住，须能落实到“师道”这个层面。也就是说，你的东西最后真的有人在不断往下传，树立了更广远绵延的认同，而不只是在时代中潮起潮落。这个“师道”的精神，强调了立国久远的经世脉络，就像他从文化大传统的意义上来解读“道统”一样——同样不是依循理学狭义的义理视角。理解“传统人物”与“时代人物”的区分，“师道”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孔子与春秋》这篇长文在钱穆思想中是十分关键的文献。他教育弟子，常推荐这篇。相较于刚才讲的“师道”，这一篇重点在王道。所谓“王道”是什么呢？这里聚焦于家言家学和王官学，推重思想学术从百家言升华为王官学。钱先生讲述学术史提醒我们注意，四部之学、经学史学、今古文经学，这些都是十分后起的学术类目，未必能把握住学术传统的关键处。

而《孔子与春秋》透露出的思想要义是，钱先生对由汉儒倡导的那种从百家言、家言家学而涵化晋升为王官学，从而引领社会发展的精神追求是高度激赏的。社会民间敢于正视一代政教规模，有振兴政教法度的勇气和魄力。王官失守，民间学者有志于重振国家社会的基本政教措施、礼法制度，这是春秋战国以降学术传统的一个中心贡献。他对理学的遗憾也主要在这个地方。他觉得理学“以教统治”称不上是新王官学，逐渐丧失了对于立国宪制的正面关注，变成教先于治、内圣之学优先于经世之学。钱穆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极为推崇，视其为中国文化第三大阶段的文化结晶，就是基于这个思想关切。可以说，在我们体会钱穆先生的思想精神时，1954年和1964年的这两篇文献需要特别留意。

（作者任锋，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4年12月16日第15版。）

原文链接：[北京日报]任锋：“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