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侧，即“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方向。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因此，新型生产关系必须从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去寻求。

新质生产力融合了新技术与新组织形式。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主要依赖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方式，依赖大量工人配合大型专用机器进行重复操作，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标准化产品，但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高度依赖波动的全球市场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推动以下形式的技术与组织变革。技术上，广泛应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物联网平台等新型生产资料，并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与扩散。组织上，企业通过新技术实现平台化、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并与其他企业在商品交易和资源共享中协同运作，核心创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与大规模生产企业共同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快速响应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因此，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同企业之间具有更紧密的控制与协调关系。在新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中，企业的决策信息透明且即时共享，资源共享、价值共创、风险共担。核心企业不仅专注自身创新业务，还通过获取和整合供应商数据，对其生产活动进行监控和优化，充分组织协调社会化的生产。不同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股和战略联盟等方式，共享商品的产能和价格等信息，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需要鼓励和规范各类风险投资、发展耐心资本，促进资金、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向创新领域集中，培养一批核心创新企业，并推动数据等新型要素充分流动，为高效协同的社会化生产关系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

二是新型生产关系要求培养新型劳动者队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一批交叉前沿领域，必须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产教融合等方式培养国家急需的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渗透各行各业，通过教育培训与职称体系变革，培养一批具备数字化技能、适应多元用工方式的一线工人。不同于以往的单一技能培养，新型生产关系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激发劳动者创造力和能动性，推动培育一批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创新团队和一流产业技术工人，使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得到充分的人力资源支撑。

三是新型生产关系重塑就业形态与社会保障体系。新质生产力发展条件下，企业通过灵活性雇佣等方式来建立按需生产体系，这将催生大量不受传统社会保障保护的零工劳动者，“机器换人”短期内也可能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是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并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为劳动者织牢安全保护网。

综上所述，新型生产关系的“新”，体现在组织关系、要素配置、人才培养、就业形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创新。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勇于创新，积极应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作者谢富胜，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作者江楠，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学习时报》2024年12月9日第A5版。）

原文链接：[学习时报]谢富胜、江楠：新型生产关系“新”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