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者孙郁新著《鲁迅与国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指出，鲁迅是一个常被误解的人，在对待国故的态度上，被人批评的地方很多，然而细读鲁迅的手稿和整理国故的资料，会发现他传统学问的功底其实很深，金石、考古、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藏在他文本的背后。本报约请孙郁撰文，谈谈鲁迅与国学，及其文本背后的“暗功夫”。
我上大学的时候，前辈们偶谈现代学术史，是不太提及鲁迅的，只是在文学史的课程里，其《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才被引用。更多时候，鲁迅被视为传统的对立面而存在。在人们心目中，他不过是作家而已。后来发现，曹聚仁、王瑶等学者讨论鲁迅思想的时候，是把他放在学术史脉络中加以认识的，这于我而言是不小的启示。待到毕业后去鲁迅博物馆工作，看到其藏书，发现古书比重很大，且包含的内容广泛，于是叹道：鲁迅其实是很懂传统学问的人，甚至与许多同代学人比也不逊色。
我记得世纪之交“国学热”兴起时，新文化运动的几位先驱是被绕过去的。仔细思索，这其实是未能读懂那代知识人的思想，比如鲁迅一生致力于新文化建设，一直与传统文化处于一种对话的关系之中。
学界与一般读者的误解，使我在若干年前萌生了写《鲁迅与国学》的念头，想说一些澄清的话。但迟迟不敢下笔，原因是自知功力不行，许多地方不得要领。过了许多年，心得似乎多了起来，思路好像略清晰了一点：一是觉得鲁迅的创作虽属文学，但文本背后是有幽深的学问在的。他不专门研究经学与史学，但他由艺而学，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背后埋着许多学理，其中不少地方触碰了经学与史学的问题。所以，要想真正了解鲁迅，最好懂得他的学问。二是觉得新文化运动的质疑者们讥讽鲁迅的言论不少，以为他走错了路。可是细细察看他的藏书与古文辑校工作，以及文章深处的汉魏风骨，此说也并不能成立。不回答这个问题，阐释鲁迅的时候，总觉得缺少些什么。
不消说，这是一个有难度的工作。有一段时间，鲁迅并不太喜欢“国学”这个概念，原因是他对民国初年的一些国学研究有一点微词。他认为，国人受限于外国考古学者的赞美，忽略了反省与批判意识。那时一些留学归来的学人不断标榜国粹的重要，却无法道出旧文明的暗区，一些孔教提倡者甚至依附于袁世凯那样的复辟者，降低了学问的品格。在鲁迅眼里，只有像王国维这样既有西学参照又有扎实诗文基础的学者，才有拓展学术新路径的可能。
博 古
鲁迅的学问博杂，一方面体现在他译介的外国作品颇多。他介绍过尼采、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译作字数总量超过自己的创作。另一方面，体现在他整理国故，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行世。除著述外，鲁迅收藏的汉魏拓片、铜镜、陶俑、明清野史数量也十分可观。他对野史颇为留意，那些不被士大夫注意的乡邦文献、文人札记，在其文章里常被提及。
在师承方面，浙东文化对他影响很大。他曾随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对音韵训诂是了解的。如果不是因为文学创作，他可能成为一名学问家——从已有成果和为学术研究所准备的材料来看，他都颇为专业。比如他藏书中的甲骨文、金文资料和碑文图片，是为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书籍所做的前期工作。此外，在他的杂文中，对儒道释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也颇为精到。同时代的学者如钱玄同、朱自清等对鲁迅的敬重，或来自他的学者气质。
传统艺术与思想的优秀部分，在鲁迅那里是被继承下来的。对于传统中不那么闪光的部分，他批评颇多。他在文章中常常讥讽的学界中人，多集中于经学领域，他认为那些学者把活的思想僵化处理了。比如对于孔子，鲁迅认为当肯定其违逆时风的勇气，但后世将其圣化，则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对于道家思想，鲁迅受到了辞章方面的影响，但其中的消极意识，他以为并不都好。至于佛教与佛学，他也颇为了解。他欣赏的是小乘佛教而非大乘佛教，这也耐人寻味。《呐喊》《彷徨》《坟》《野草》《且介亭杂文》的审美走向，受到了佛学观念的启示，但也批评了历代文士通过宗教谋取名利的倾向。如此看来，鲁迅与传统文化之关系，说起来颇为复杂。欣赏里有保留，接受中含警惕，简单地说他是传统文化的否定者，显然是不准确的。
鲁迅研究与描摹先秦诸子、野史、乡邦文献，有时是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里进行的。比如他的小说《起死》，就从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董·吉珂德》（“董·吉珂德”现译为“堂吉诃德”）中受到启发，其中对庄子矛盾状态的描述，有异国文化的视角。他在《非攻》里刻画的墨子形象，不限于旧文化语境，而是受到左翼观念的影响。这个特点，也体现在他对一些古代诗人的评价中。他认为朱光潜对陶潜的评价限于审美趣味，未能走出书斋体味其内蕴。鲁迅是考察过魏晋文化生态的，对陶潜的生平与创作有多维感受，于是从其静谧的表面看到暗流涌动的一面，说这位诗人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这属于反诘思维，从尼采到普列汉诺夫，拒绝单面凝视艺术文本，鲁迅学到了这个方法。
除上述特征外，鲁迅研究古人，不仅能从不同版本看辞章，还能搜集同代人及后人评价，兼顾社会风气与伦理。比如他校勘《嵇康集》，就用了二十三年工夫，知其所来，道其所往，看法又与古人颇为不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嵇康表面藐视礼教，其实是看重礼教的，理由是他给儿子的《家诫》一文，说的是另一套话。熟悉嵇康文章的鲁迅，对政治环境、士人心理有深刻见解，被历代读书人简化的存在，于其笔下往往呈现出复杂的一面。鲁迅后来批评一些学者对明代小品的态度，也是出于他们简化了古人的缘故。除了经世理想，他从古人语言中也能看到忧愤、不安及怨世之情。那些钟情国故的人，在鲁迅看来，一旦失去批判意识，对古书的认识便是浅薄的。
开 新
阅读鲁迅的书，当感到文章的千变万化。他善于活化古人语言，每每又带出新意，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就列举了鲁迅词语的庄子元素。在《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里，其语气汉魏之气缭绕，但也能够感受到西方浪漫诗人的遗风。《小杂感》的某些表述，在逻辑上带有佛经的痕迹，但也能看出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汉文学史纲要》，融入了汉赋的句式。在谈《玉台新咏》时，他的句子跌宕起伏，令人想起《文心雕龙》的表达。在为《绛洞花主》写的序言中，鲁迅的文气直接汉韵，用的也是对仗句式。这些都可看出，他是十分熟悉古代文章的。鲁迅的旧体诗中，常常可见屈原、杜甫的影子，或借用词语，或承袭意象，然而状物、抒怀中又有创新之趣。
因为深味诗文之道，又能在非传统的文脉中寻觅思想，鲁迅就能发现经史之学遮蔽的东西。他以为，中国有意味的文字，有时候并不在四书五经里，民间传说、山林之语、骚客笔记，以及墓志、石刻造像等都含有生活的趣味，有时还能看到儒家经典里少见的艺术奇想。鲁迅觉得，旧式文人的精力，有许多耗费在无谓的劳作中。所以，他的国学观其实是对传统经史之学的超脱，是对民间思想的记录，他认为，文脉在大地上。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例，其中对神话、志怪和人情小说的体悟，都开辟了认识历史的新路。
由此可见，鲁迅看重的国学，乃民间思想之学，乃灵思飞动之学。他于战国瓦当中得审美之思，于汉代画像中见谣俗之趣，从六朝碑文里悟文章法度。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写作。与王国维一样，他的行文深带古风，但审美与伦理观已含西学元素。所以今天看他的述学文体，可感其文字厚重与通脱的特征并存，也由此可知，他之整理旧的文化遗产与旧学之士不同——他的思想是放飞的。经学与旧史学是自上而下地讨论天下诸理，鲁迅则相反，乃自下而上地展示人生和存在的要义。他留意金石学，以此滋养现代版画运动；研究旧小说史，自己则由旧而新，在白话小说领域创造甚多；钟情字体与辞章之学，又催生出有质感的现代语体。可以说，许多研究国学的人，是匍匐在旧思想躯体之上的，对文学与文化的推动甚微。倒是鲁迅等人，引人们到了新的领域。
我有时想，学者多不太留心鲁迅的学问，并非没有原因。小说史与文章学，在传统治学者那里不过小道。但现代以来，艺术是影响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海德格尔就从尼采、荷尔德林的诗文中所获颇多。鲁迅弥散在文中的思想，涉及哲学、民俗、考古、艺术诸多领域，不仅有先锋意识，见识也多是鲜活的。个人以为，讨论现代学术史，固然要谈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但鲁迅等亦不能不有所兼顾。作为新文化的先驱，他们刺激了学界的神经。现代学术的演进，是吸收了这些先驱的建言的。他们与传统之间的关系，需细细分析和整理。撇开新文化而谈现代学术史，在认知上大概是不完备的。
（作者孙郁，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4年12月7日第12版。）
原文链接：[光明日报]孙郁：鲁迅与国学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