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过哲学系“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参与CSC资助的公派留学项目，于2023年9月到2024年2月前往比利时根特大学交换。我经过邮件申请和线上会面拿到了根特大学哲学系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MaartenVandyck的邀请信，在根特大学期间也会约见教授谈话。出于语言、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我不便参加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课程，而Vandyck教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与Vandyck教授对话需要学生自主提问，而他会一直鼓励地看着你，认真地倾听并讨论。

我主要参与了“非西方哲学”（non-westernphilosophy）和“世界伦理”（globalethics）这两门课程。前者是一门拼盘课，由两位老师分别讲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后者则由一位教授带领讨论世界化的伦理问题，如难民、流民、人权、气候变化等。作为哲学系的学生，我对“非西方哲学”在西方世界如何理解和讲解有点好奇。课程表明，我们从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出发理解印度哲学，而他们则用西方哲学的经典术语，如本体论、认识论、意志等理解印度哲学的概念和文本。而讲解中国哲学的老师从中国的历史环境出发，所讲的孔孟哲学与政治联系紧密。这位老师几乎没有使用西方哲学的词汇，虽然尽力阐释，但显然同学们依然不知所云。我想，老师虽然简要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概况，但如果不事先阐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伦理观念，不理解家之于人、国之于家的关系，同学们想要理解先秦诸子的思想依然难以找到落点。此时，我深深感受到了什么是文化基因；有些东西浸润在血脉中，难以言传，但真真实实标识着不同。讲到《论语》的时候，我本来兴致勃勃想欣赏一些来自“至圣先师”的小小震撼，但看到屏幕上的英译，我愣是没找到它与我所知的任何相似之处。即便勉强对上一两句话，也仿佛原本丰满的东西被抽干了血肉，成了一眼枯瘦的“心灵鸡汤”……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讲好中国故事任重而道远，像这样揣着宝藏却无法好好炫耀的感觉属实难受；第二，学思想得先学好语言，正如我不希望自己民族的文化被如此曲解，其他民族想必也是同样。

课堂之外，我参加了一些讲座和会议：为纪念人权宣言75周年举办的为期三天的会议、两次萨顿奖章的颁奖讲座、两次萨顿讲座以及临时增加的一个项目组介绍，还有一次西方近代哲学的课程讲座。人权宣言的会议中，我遇见了两位作为会议代表的中国学生——这是意料之外，毕竟“人权”问题在国内并非显学。另外，我们还结识了与一位中国同学同专题的一组三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学生，他们曾去过中国多个城市，在会议报告中展示了包括小红书在内的国内外多个社交平台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情况。巧合的是，我们在观看“人权”纪录片的时候再次相遇，于是一起到小酒馆聊天。而几次萨顿讲座，有三次都聚焦科学史的史学方面，分别讲了挪威法律与通讯工具的是历史演进关系，从“新西班牙”（美洲的一处殖民地）一位天文学家关于彗星的作品看历史上一场不可见的争论，以及溯源“世界考古学”的起始；一次讨论了一个新概念“历史认识论”（Historicalepistemology），讲它如何不同于知识的历史（Historyofknowledge）。后者更偏向史学方法论，因而带着哲学反思的色彩。但总的来说，这几场讲座展现的科学史研究现状是：更加具体的、多元的、切实的历史研究。不过，我曾在文献中看到对这种现象的反思，呼吁用新的方法复兴沉寂的、但更具思想光芒的历史叙事。为此，方法论的反思必不可少——这也许可以看作“历史认识论”那场讲座所体现的意义。而那个项目组——也是那位“新西班牙”报告者所在的项目组——其负责人介绍，他们团队专注于世界上著名航海线路上的历史，其中就包括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这种详实、细致、全面、宏大的史学工作当然也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当然，还得有能力申请到足够的资金。总而言之，听了这些讲座、报告和课堂的同学pre，我感受到，国外学者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开放度和跳跃性。开放在于，他们的选题视野广泛，不过题目本身十分具体，似乎和别人一样就输了；跳跃在于，他们总是联系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这样的联系对活跃思维当然有好处，但有时联系过于迫切，理解容易浮于表面——无论是对所联系的东西，还是联系本身。于是，常常可以看到新的点子，却流于无趣的结论。

塞尔维亚小组的会议报告

授予萨顿奖章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逛博物馆了。欧洲国家对于自身历史文化的保存格外上心，一个下了火车到市中心走路不超过五分钟的小城都有专属的历史博物馆。漫步城市不经意路过的小雕塑、小摆件，或路旁开满店铺的建筑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故事和纪念意义。我参加过两次citywalk活动，一次纪念当地社会主义运动，一次纪念当地“人权”活动。还记得，当同学介绍我们每天上学路过的那个看起来有些贵的咖啡店所在的建筑就是当年社会主义运动大本营的时候的诧异，还有一个看着就很古老的石堡那人迹罕至的背后突然出现一个“人权”运动纪念雕塑的惊奇。甚至T2教学楼的社会学图书馆里还摆放着许多大工业机器。历史文化早已融在人们的生活中。谷歌地图显示只是根特这个小城就有不下十个博物馆，我去了三个：根特美术博物馆MSK（其中展示的属于liberalarts，古典艺术，隔壁还有一个展示contemporaryarts，近现代艺术）、根特工业博物馆，以及根特大学科学博物馆和植物园。我还去了根特郊区的圣马尔登斯－拉特姆（Sint-Martens-Latem）的两个艺术名人博物馆。另外，还有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博物馆、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博物馆、哈瑟尔特城市博物馆、亨克的波克莱克（Bokrijk）露天博物馆、布鲁日的一个教堂内的博物馆、蒙斯的钟楼，以及根特、布鲁日、蒙斯、沙勒罗瓦的教堂。其中，我对亨克的露天博物馆印象最为深刻。那不是一栋建筑，而是保留了1700-1950s村庄原貌的一大片土地，需要游客自行探索，感受独特的文化和自然风光。那是一个宁静、悠远又充满惊喜的地方。我和同行的两位中国留学生走了一下午没有走完，本来相约回国前再来一次，可惜愈往后事情愈多，没能成行。

石堡背后的雕塑

露天博物馆的牧羊群

我不是喜欢去外面逛的人，走过比利时这些小城，最大的原因是我在交换期间的研究任务，即了解有关科学史创始人之一乔治·萨顿，收集一些资料。乔治·萨顿自幼在根特长大，大学毕业创办科学史杂志Isis仅两年，就因为二战辗转到了美国。根特大学的萨顿委员会和萨顿讲席、萨顿奖章就是以他的名字建立的，专门服务于科学史领域。萨顿讲座也是其中之一。给我邀请信的教授就是萨顿委员会现在的学科秘书。即便如此，也许因为萨顿在根特时确实只是个名声不显的年轻人，而且距今已有一百多年，曾住过的房子早已消失在战火中，当地人很少知道他。借阅萨顿有关资料时，我意外解锁了根特大学图书馆一些一般不会遇到的功能。比如有些资料线上预定后只有在特定阅览室内才能借阅，比如有的照片资料会发到邮箱还自带引用链接；再比如，萨顿的档案（archive）是一卷微缩胶片。在我拿着它手足无措的时候，管理员说这个需要带到根特档案博物馆，那里有全根特唯一一个古董机器可以查看这个胶片……那个机器确实让人大开眼界，也实实在在让人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做当地研究会有巨大优势。我问过Vandyck教授收集资料必须如此吗？他给了肯定的答案，还说了一个无奈的事实：一般而言，越有名的人，资料的电子化就做得越好。我立刻想到了牛顿，他就有一个几乎将所有资料电子化还进行了英文翻译的网站；伽利略和波义耳也有类似的网站正在建设。而对于乔治·萨顿，只说他的名声，美国关注他的人都会比根特多得多。无论如何，我追随着美国史学家路易斯·佩尔森所作萨顿传记记录的部分轨迹，去了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奥斯坦德、布鲁日、蒙斯、沙勒罗瓦，最远到了比利时西南部的一个边境小城——下火车站后再坐公交车在乡野间穿梭一个多小时的终点站——清迈（chimay），因为萨顿曾在这里的学校（RoyaleAthénée de Chimay）上过四年学。万幸这所学校保存完好。这种学校在根特也曾有一所（RoyaleAthénée deGhent），萨顿在那里上学两年；这所学校后来搬迁，现在的校址在火车站外，而原校址，即根特市内的一些修道院建筑，一部分挪作他用，一部分新建了一所艺术院校。Vandyck教授介绍说，这种学校当时也只有萨顿那样的资产阶级家庭才上得起（他的父亲是铁路总工程师），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教育。同时，我也完成了一些国内的任务。交换期间，哲学系卓越创新基金论文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创业省级团队项目成功结项，并在回程之前完成了毕业论文开题。

查看档案胶卷的机器

位于清迈的学校

最后是一些活动。根特是一童话般美丽的小城，古老、闲适、慢节奏。城市中最高的建筑就是根特大学的“书塔”（booktower，图书馆的一部分，据说象征“学权”最高，还有“教权”最高的说教堂最高，“王权”最高的说钟楼最高，我目测不出来），其他没有任何摩天大楼那样的高层建筑，甚至没有一个综合商场。其实比利时很多城市的市中心都会保留那些石头建筑，保存最完整的风貌。11月末的时候，有的家庭就能看见彩灯和圣诞树；进入12月份，市中心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圣诞集市，那时市中心会凭空出现一个摩天轮。而到来年2月份，我巧合地碰上了三年一度的根特“灯光节”。灯光艺术品散落在城市各处，走完全程，也差不多是把这座小城的夜景好好欣赏了一遍。当然，在国外，过年就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了。我参加了根特大学东亚文化中心给本专业的学生举办的包饺子活动，带着东道主的热情一到场就开始帮忙；另外，根特学联也出专门举办了春节联欢会，可以欣赏表演，还可以体验民俗。至于年夜饭，自然是和同在根特大学的南大哲学系学长学姐们一起准备啦。

圣诞集市的摩天轮

根特灯光节的“萤火虫”

学联春节联欢会

南哲年夜饭

总的来说，这次交换让我充分体验到了国内外文化生活和研究风格的差异，看到了许多海外学子的经历与选择，也更好地理解了我们国家正面对着什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虽然时间不长，但有了这样的经验，未来面对国际化的学习和交流会更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