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极其冲动地开了东厢房后有点后悔，因为要天天开门接客，没法关门。那么多好友传，还在里面乱找“金句”。张延安、徐循华找的位置都很准，但我认为老领导梅士诚搭住了那个最准的脉，他找到了我最满意的那句话，就是我在丹徒县大港中学写黑板报那句——“因为批评学校而被学校批评”。
还有一些人也很不友好，老是逼我开门。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些老领导（讳名）读后就留一个字“等”，让我觉得不写下去就像年度考核不合格，而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徐俊简直就是逼良为娼，让我天天卖，在我写了（一）时留言“等（二）”，在我写了（二）时留言“等（三）”。总之，他很不友好，我估计我写到N篇时他一定会留言“等N+1”。
这两位领导都是南大名士。
我是1984年9月4日到南大报到的。我父母一起送我到南京。当时镇江到南京的火车票是2.1元一张。我第一次坐火车，记得那天中午镇江火车站候车大厅极其拥挤，当闸门打开时人们蜂拥而出，而工作人员竟然提着棍子打人，阻止拥挤。我没有挨到闷棍，但这一印象，即使过了三十六年也难以忘怀，大概终身都难以忘怀。不知道其他人在三十几年前坐火车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景象。三个月前，我父母都过世了，我遗憾从来没有和他们回忆起、讨论过那天离家的情景。
火车到站后我们搭上了接待我们的高年级同学。他们对新生太友好了，简直是热情似火。正因为如此，第二年我们去接新生的时候也热情似火。我感到一个人对一个学校，乃至于单位，第一印象极其重要。南大给我极其美好的第一印象，我也要将此传给后生。
我后来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做社长，我一定会热情地接待每一个新来的员工，和他们开会、聊天，除非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员工。漂亮女员工来到出版社，我往往显示淡定、儒雅和矜持的一面，“两面派”作风非常明显。我们当年招录美女编辑马晓晓，不久她就走了。最近她策划的图书几个月就发行了18万册，我既嫉妒、又后悔。
我记得南大给我们寄来了一张纸，上面印了什么字记不清楚了，似乎可以将此贴在行李上，托运到南大。我到南大后，和我住在一个宿舍的吴县人陶宏和我一起去学生食堂拿行李，帮我买饭票，帮我整理床铺。他先到，由一口吴语的母亲陪同。我父母对陶宏留下极佳印象，终身夸奖。陶宏现在海关做关长，就是我（二）中提到的同学T——我妻子认为的一个“纯粹的人”。
同宿舍中有吴县人陶宏，泰县人马晓甦（后来大家全叫他马晓更生），吴江人盛建明（改了三次名字），桐城人叶卫东，徐州人张尧，淮阴人金淮明，陇东李振川，淮阴县杨庚银，丹徒人徐海。我们宿舍里的同学全是倒霉蛋，我们的籍贯全部做了该死的改动：泰县没了，吴县没了，吴江县没了，丹徒县没了，淮阴市折腾成了淮安市，弄得现在你问一个原淮阴地区的人他是哪儿人，他会跟你解释一个小时你也会云里雾里。
学校开学后我才知道，我们84级入校后就将法律系补全了。法律系第一届是81级，到我们入学的时候是各年级齐全。我能从老师的眼睛里看出满足的神情——这才像个系。今天，我们是倒霉蛋不仅是籍贯没了，“系”也没了，拔高为“学院”。当初，全省似乎只有南大有法律系，今天几乎所有大学都有法学院，当然，我还不清楚在仙林的技师学院、跟南大母校两江师范学堂八杆子都打不到一块却有想象中联系的三江学院，以及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在徐州的徐海学院有没有法学院。
我们法律系“办公楼”其实没有楼，仅仅是在新教学楼（我们刚到校时还有老师称它为文革楼）正门左前方一个两层小楼，比从她那里毕业的无数大律师享受的大别墅还要小。在法律系楼和图书馆之间有个熊猫馆，如今已改成小礼拜堂。我们当年很好奇，我经常走去看看，四年间没有发现一只熊猫。
跟现在仙林的庞大建筑物比，当年的法律系楼小的像个小鸡窝，就像贾平凹写的“鸡窝洼里的人家”（记忆中的书名）。不但法律系如此，现在挺立在金银巷口、气宇轩昂的商学院，当年也仅仅是一个大一点的鸡窝。她蜷缩在南园左手边上一个小森林里。最近碰到的我同届的段志伟、蒋宏宾（当年全都是南大好学生——我经常在学校橱窗里看到他们的事迹）都是在这里起步的。等到我离校前（1988年5月），名头很大的“商学院”终于挂牌了。
南大南门口西面有个海报栏。每天上面都有无数信息，有喜报，也有讣告。1984—1988年间，我看到的喜报有：祝贺莫砺锋获得第一个文学博士，祝贺刘迎胜获得博士，祝贺洪银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南大优秀学子被李政道看上得了卡斯皮亚（记得这么说，怎么写忘了），外交部高翻厉害南大最多……讣告也有：陈嘉去世，范存忠去世，还有一个叫赵俊欣（国际法学家和镇江老乡，全凭记忆，可能书写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