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会议的发起和准备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迅速席卷中国大地，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满园春风。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异常活跃。那时，青年教师和科技人员出国进修以及学术机构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已相当普遍，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也迈开了脚步。例如，1985年11月，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了中国和日本的联合声学会议，日方有4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中方参加的人员更多。年轻人开始用英语与别人交流，虽然不熟练，但很高兴。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魏荣爵院士和几位教师也参加了会议，魏荣爵先生还在会上做了特邀报告。他的英语讲得流利，发音纯正，语法严密，得到了中外代表一致好评。
我在分组会上提了一篇有关超声在固体复合媒质中传播的报告，因我在英国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进修过两年多，也有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经历，所以报告时语言还算流畅，回答提问没有困难。那次分组报告会由日本大阪大学的中村昭教授主持。中村昭教授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因为1980年我在英国时他参观过我所在的实验室，我对他详细介绍了我的实验研究内容。那次他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分组报告会中间休息时，我主动找了中村昭，和他谈起了五年前他访问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的事情，他恍然大悟，连声说：“对不起，我没有想起你。”谈话间，他向我介绍了站在旁边的东京大学高木坚志郎教授。高木坚志郎年龄与我相近，英语说得很流利。高木坚志郎教授说，他的研究方向是用超声谱方法检测固体媒质的特性，对我的报告内容很有兴趣，而他的报告在下午同一个会场里进行，欢迎我参加并提出意见。
下午报告会休息期间，我与高木坚志郎再次见面，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后，他表示，这次会议上有关超声研究方面的报告较少。我对此有同感。于是他主动向我建议：“我们两国间能否召开一次超声研究成果方面的会议？而且地点就在南京。”我当即回答说很好，并表示会向我的领导汇报，今后双方保持联系。
当天晚上，我向魏荣爵先生汇报了日本方面的建议。魏先生时任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所长，当时年已七十，却依然活跃在科学研究第一线，指导研究生，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觉得南京大学在超声研究中已取得很好的成绩，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但要举办一次国际性的会议，有些犹豫：“召开类似的会议，工作量会很大。双方的语言交流也是个问题。”
回到南京以后，魏先生打电话给吴文虬老师，要他召集有关教师开会讨论一下。会上我首先介绍了北京中日声学会议的情况，然后提及日方的想法。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基本上赞成南大声学所可以召开这样性质的会议。吴老师是南大声学研究所资深教授，常务副所长，素以知识面广、办事精明能干著称。他分析了当时对外开放的形势和南大声学所的力量，他充满睿智的眼睛望着大家，果断地说：“我们有能力召开这样的会议，上面的事情由我负责联系，大家努力工作，到时提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报告。与日本方面的联系，由王耀俊负责。具体时间和规模经双方商讨后决定。”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我和高木坚志郎的联系只能通过书信。
在吴文虬老师直接领导下，我与日方多次通信商讨后，最终决定这次会议的名称为China-Japan Joint Conference on Ultrasonics（中日联合超声会议），时间定于1987年5月11-14日，会议由南京大学主办，地点在南京大学。会议的中方组织委员会由中国19位超声专家组成，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声学所所长魏荣爵教授任中方组织委员会主席。日方组织委员会也由日本19位超声专家组成，东京大学工业科学研究所的根岸胜雄教授为日方组织委员会主席。我和高木坚志郎分别担任中日两方组织委员会的秘书，负责与对方的联系工作。会议所用语言为英语，会上的特邀报告共12篇（双方各6篇），一般报告80篇左右（双方各40篇左右）。除特邀报告外，其余报告按内容在两个分会场进行。双方代表的住宿和注册等具体问题也作了统一考虑。
双方征稿的第一轮通知于1986年5月底准时寄往与会国的有关单位。意想不到的是，中日双方声学界投稿十分踊跃，我方共收到近80篇一般报告的摘要，日方收到的一般报告摘要也超过40篇。不过中方不少代表希望稿件通过壁报形式在会议期间展示，但最好能够收入会议论文集，这样中方在会议上报告的论文也只有40多篇。会议时间共为三天半，另外安排半天集体在南京观光游览。
高木坚志郎于1987年1月底将日方50篇论文报告的打印件寄到南大声学所会务组。接下来，我方秘书处将双方论文归类，编写会议报告日程，准备会议论文集等，事情繁杂，工作量大。最后请魏荣爵先生为会议论文集写了序言。吴文虬老师组织了会议的执行委员会，考虑了会议的具体过程，包括会议的具体场所，物质设备条件，迎接日本代表参观南大声学所实验室的事宜等等。通过上下沟通，多方联系，会议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南京大学时任校长曲钦岳院士，吴文虬老师担任秘书长，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召开这次声学会议，吴老师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二 会议的召开和结束
南京的五月，气候适宜，南大鼓楼校区处处绿树成荫，鲜花怒放。中日联合超声会议就在美丽的南大鼓楼校区举行。
离开会的日期越来越近，吴老师又一次召开了会议执行委员会成员会议，落实会议过程的每个细节。一切经过了充分考虑，一切资料已经完成，大家充满信心，迎接5月11日的到来。但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事后从高木坚志郎教授那里得知，会前他也有同样的心情。
大部分日本参加会议的代表5月10日从日本飞往上海，按规定时间在上海火车站集中后乘同一次旅游火车来南京，住在金陵饭店。下午我和吴老师去火车站迎接，晚上我们乘车去金陵饭店会见高木坚志郎等日方组织委员会成员，并带领他们至南大斗鸡闸外事接待室。在那里，魏先生主持召开了双方组织委员会成员的临时会议，致欢迎词，我和高木坚志郎分别向大家汇报了会议学术方面的准备情况，日方主席根岸胜雄表示感谢。
5月11日上午8：30，会议在南大中美文化中心礼堂正式开始。校长曲钦岳院士主持了开幕式，会上国家教委王复孙先生致词，魏荣爵院士和根岸胜雄教授讲了话。开幕式仅40分钟。
会议期间，安排了经中日双方组织委员会审定的16篇特邀报告。中方的特邀报告人为：北京声学所的应崇福教授和汪承灏教授，南京大学声学所的魏荣爵院士和张淑仪教授，清华大学的张克潜教授，同济大学的魏墨盦教授；日方在会上的特邀报告人为：东北大学的御子柴宣夫教授和清水洋教授，大阪大学的中村昭教授，名古屋大学的野村浩康教授，山形大学的和田八三久教授，武藏大学的井出正男教授。所有特邀报告人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特邀报告在南大中美文化中心礼堂进行，而分组报告会则安排在南大图书馆120和218大教室。之后，会议的安排是这样的：11日晚上是招待会，12日上午、13日全天、14日上午都是分组报告会，12日下午代表们参观南大声学研究所实验室，晚上去江苏戏剧学校剧场观看京剧演出，14日下午会议组织代表游览玄武湖和东郊风景区，晩上是告别宴会。招待会和告别宴会都是在南大南园大食堂进行的。招待会采用自助餐形式，便于代表们相互交谈。告别宴会上，代表们按预先排定的位置分桌用餐。招待会和宴会菜肴都很丰盛，显示出东道主的热情好客。
1987年5月12日，吴文虬教授作学术报告
出席告别宴会的除了所有代表和所带家属以及会议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外，还邀请了时任江苏省副省长陈焕友、南京大学原校长匡亚明、江苏省教委负责人、物理系冯端院士等著名人士。校长曲钦岳院士主持宴会，匡亚明通过翻译发表讲话。记得匡校长讲话时，兴致很高，文采飞扬，用了孔子的话“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礼之用，和为贵。”等古文，使翻译人员有些为难。南大的魏荣爵院士、冯端院士和日本的两位教授都用英语即席讲话，祝贺这次中日联合超声会议圆满结束。
1987年5月14日，会议告别宴会，原校长匡亚明（左1）、校长曲钦岳（左2）、副省长陈焕友（左3）、魏荣爵院士（左4）、冯端院士（右1）
在会务执行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所有会务接待人员工作负责，态度热情。中日联合超声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至胜利闭幕。会议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向代表传达通知，调整个别代表报告的次序。在一个分组会上，我也宣读了一篇学术报告。直至14日晚上送走最后一批日本客人，和高木坚志郎教授握手告别，我才松了一口气。会议期间，我们向日本代表征求对南大声学研究所科研情况和这次会议的书面意见，结果是一致好评。
1987年5月14日，王耀庆教授（左1）和日本教授临别时的合影
按规定，中国代表共105人，每位代表须缴纳会务费250元，日本代表共55人，每位代表缴纳相应的外币。据会议财务处核算，这次会议经费上略有结余。
南京的媒体对这次会议很重视，南京电视台、《南京日报》和《南京大学报》均作了报导。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乃至物理学院，之前未召开过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无疑为大家今后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积累了一些经验。
时光荏苒，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开会的情景在我脑海里依然十分清晰，而负责这次会议的两位长辈——魏荣爵院士和吴文虬教授已离开了我们多年。这篇短文追忆了南大声学所举办这次盛会的经历，也作为我对他们的一种怀念。
（文/王耀俊，1939年生，1957年武进县前黄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5年声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南京大学近代声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5年1月退休，2019年获国家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