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第一届力学会议上，一位来自东北工学院年仅32岁的青年学者，大胆假设，缜密论证，给出了线性控制系统稳定性的新代数判据，成果令钱学森、华罗庚等学界巨擘拍案叫好，他就是谢绪恺。

复旦大学1959年出版的《一般力学》中，将这个成果命名为“谢绪恺判据”，国际控制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研究成果。

正当谢绪恺在学术道路上意气风发地急行军时，却从一颗前途不可限量的冉冉新星，被打成在昌图农村改造的右派分子。在常人看来，这无异于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

“1957年，我在农村亲眼目睹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农民像牛马一样辛勤劳作，却无丝毫怨言，再回想自己用一个假期就能赚到近3000元的稿费，心里还觉得不够……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开始正确地认识自己，并决心破除名缰利锁，俯下身子扎根东大，做点回报学校、回报国家的事情。”谈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谢绪恺充满了感慨之情。

在接下来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谢绪恺以对学校最深沉的爱，对学生最虔诚的敬畏，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横跨自控系、数学系，涵盖本科生、研究生的近20门课程，他给数万名学子留下汗湿衣襟的背影。这位温和而坚定的老人说，就像大树离不开泥土，自己离不开学校和学生。

“他为我们讲的第一堂课是拉普拉斯变换，一下把所有学生都给镇住了。课后答疑时，不管被多少学生重重包围，不管问题有多难，谢老师都能对答如流，我们发自内心地佩服他！”原沈阳市人大副主任、东北大学校友宋铁瑜是谢绪恺的学生，回忆起当年上课的情景，他仍然感到历历在目。

1970年，停课搞运动的学生在路上偷偷叫住谢绪恺说：“老师，能不能为我们补补课？”这句话让他热血沸腾，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在由几个学生轮流“放哨”的宿舍里，谢绪恺开始给学生们补课，成了文革期间学校“复课第一人”。

1994年，理学院刚刚组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69岁的谢绪恺怀着感恩之情，老将出山，在学校最需要的时候，走上了理学院首任院长的岗位。这位早可以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的老人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披星戴月回到家中，认真思考并规划着理学院的未来。

谢绪恺非常注重人才引进，方肇伦院士就是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引进的优秀专家。他认为“站得高才看得远”，倡导大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使理学院形成了用高水平科研成果反哺教学的传统。

对学校强烈的责任感，让谢绪恺迎难而上。夙兴夜寐的汗水，滋养出明艳的花儿。明确“建设一流理科，支持一流工科”的办学目标，力促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获得长足进展，十几位资深教师荣升博士生导师……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谢绪恺带动着理学院逐步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成名师者，必有大爱。2015年，已年届90的谢绪恺，深感现行高等数学教材内容偏重演绎推理，学生学习起来倍觉吃力。他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写一本接地气的高数参考教材，让学生尽快地手握“高等数学”这块工科“敲门砖”。

“如果说数学专业的学生学数学是‘铸剑’，那么其他专业的学生更需要‘用剑’。作为一名老教师，想到许多学生还没有拿下高数这个‘拦路虎’，心中总觉得不安。”

手写22万字书稿，手绘100多张图表，10余次校稿……2016年12月，《高数笔谈》出版了，虽然只有184页，却让人感觉沉甸甸的。

“我的《现代控制理论》课就是谢老师教的，学生时代我总去请教他，他对学问精益求精，对学生满腔热忱，一直是我的榜样。”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教授对谢绪恺教授心系学校、心系学生的情怀充满了钦佩之情。

这本书出版后，谢绪恺把全部的稿酬都用于购买这本书，赠送给学生、同事和同行们，还为学生们在书上题写了“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

校党委书记熊晓梅在谢绪恺教授《高数笔谈》赠书仪式上表示，谢绪恺老师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是在于你付出了多少。在“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东北大学需要很多支撑，但最重要的就是像谢老师这种甘于奉献、执着守望学校和学生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