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作 简 报
2015年第3期 （总第46期）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2015年10月10日
〖本期要目〗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讲堂在南开大学开讲
“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思考”研讨会举行
《 人民日报 》：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 2015年08月21日 14 版，宋志勇）
基地专职研究员宋志勇教授出席国家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国际研讨会和阅兵观礼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荣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讲堂在南开大学开讲
为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南开大学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讲堂系列讲座，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在7月上半月举办系列专题讲座，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和学术界关心的主要问题举行演讲。第一讲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宋志勇教授讲述“东京审判的真实”，还原东京审判的真相。第二讲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日本教育专家组组长杨栋梁教授讲述“从司马史观看日本人的战争反思”，第三讲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赵德宇演讲“扭曲的日本神道”，第四讲为中国社科院步平研究员讲述日本的战后处理与中日历史问题，第五讲为中国社科院高洪研究员演讲“抗战胜利70周年背景下的中日关系”。此次讲座，为南开大学师生带来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触及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思考”研讨会举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中国日本史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思考”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7月18、19日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共提交论文近60篇，采用大会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将历史认识与现实思考紧密结合，围绕着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根源、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史实、日本战败投降及战后历史认识问题、战后日本的发展轨迹与未来走势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一、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根源的解析
对于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根源的探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这一话题也在本次会议上引起了最为热烈的讨论。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行动选择既有其政治上的现实基础也源于其思想上的长期谋划，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代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汤重南研究员通过考察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日本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缘由及经验，探讨了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与法西斯道路的源流、历程与原因，揭示了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反人类反和平本质，归纳了近代日本国家战略错误及其败亡的历史教训。他指出：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以追求、实现日本帝国在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是日本帝国的国家战略；从“富国强兵”到“强兵富国”的性质转变是其标志性的表现；“大陆政策”的提出、推行、贯彻是日本帝国国家战略的具体实施；日本帝国从战争走向更大的战争，直至彻底崩溃、失败、灭亡是日本帝国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最后的归宿和必然结果，注定了日本帝国败亡的命运。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对日本进步史学家江口圭一的日本“十五年战争”研究进行了评析，从而揭示了近代日本的政治属性问题。他认为江口对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是沿着三个紧密关联的层次展开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具有经济弱势、军事强势的两面性；天皇制立宪主义具有两重性制度弊端；在外交方面日本集团内部存在对英美协调和亚洲门罗主义两条路线的争论。此三层面的论述揭示了近代日本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
政治基础与国家战略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提供了行动基础，而历史遗产则成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原动力，回溯日本历史，对外扩张的基础与思想古已有之。南开大学端木迅远博士认为自古以来对外扩张的历史记忆、武家社会的尚武传统、江户时期的对外扩张与“皇国至上”的思想准备以及幕末遗留下来的扩张思想的传承，使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在历史遗产与现实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近代日本在思想方面展现的新动向成为对外侵略的行动指针与精神源泉。上海交通大学翟新教授与大连大学安善花副教授分别从对华观与国际秩序观的角度考察了近代日本的对外认知。前者以东亚同文会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在对华活动中提倡的所谓保全论并不是基于道义的保全，而是被日本国家利益驱使，随具体状况变转的战略性利益自卫。后者认为日本由于近代化的迅速成功，原本脱离落后亚洲、免遭瓜分的思想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向近代的畸变，转变为以西欧国际体系为标准构建日本与邻国间上下秩序的“脱亚入欧”论。在近代化认识方面，北京大学唐利国副教授以吉田松阴为研究对象，指出吉田松阴思想的非现代性，认为其政治论受制于封建道德主义，其行动能量源于武士伦理和儒家道德，其社会动员是通过强制人民承担义务来实现的，是通过旧思想极端化将自身行动正当化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南开大学臧佩红副教授探讨了军国主义与教育的关系，指出近代日本“学制”时期的教育内容已包含军事因素，此后各时期军事与教育的关联逐渐加强，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完成向军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教育的质变。西南交通大学田雪梅教授则对明治至大正时期日本国民铸造的特点与历史教训进行了归纳，指出日本统治者以“国家权益”之名对民众权利实施压迫，剥夺民众自主性；以“民族自立”之名进行对外扩张与国际压迫；在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致命缺陷下，民众在实践中只能迎合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舆论导向，导致整个社会服从法西斯统治而走上战争道路。
二、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史实的揭露
关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具体史实，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通过严密的实证研究予以充分的揭露。
有关二战前日本的对外关系，大连大学张晓刚教授与福建师范大学赖正维教授分别就中日朝与中日琉间的外交关系进行阐述。前者指出明治初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是近代条约体系向传统封贡体系的挑战，可视为颠覆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要转折点。后者则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琉球仁人志士进行的复国运动，指出其相关行动为中日搁置分岛改约产生重要影响，也揭示出中日国力差距与琉球内部分裂是其复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关于战时日本侵华史实，多位学者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并重的探讨。南开大学宋志勇教授从近代日本对华观的转变入手，对“九一八”到“七七”时间段内日本侵华政策的演进进行了考证。认为在此期间日本的对华观经历了签订《塘沽协定》后否定国民政府、分裂华北的片面轻视中国观，到西安事变后的“对华再认识”论，最后经历了广田外交的强硬对华政策，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扩大为全面侵华。他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源于其长期形成的对华认识，其中既有对中国抵抗力的误判，也有对中国发展的准确予判，是日本多种对华认识及对外认识合力的结果。吉林大学沈海涛教授针对当下国内外学界关于日本对我国移民侵略研究的不足，从日本对我国移民侵略的名称变化问题、日本移民侵略的本质与特征等问题，以“关宪档案”为基础史料，指出日本“开拓团”本质上是日本实施大陆侵略的“殖民扩张团”。天津社科院万鲁建副教授、天津大学王美平副教授分别对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与铃木贞一的战争罪行进行了考证。天津工业大学南龙瑞副教授与南开大学赵岩博士分别从伪满洲国的驭民政策及战前日本对山西煤炭资源的掠夺方面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罪行。
关于战时日本国内政策的讨论，呈现出研究视角广泛的特点。南开大学李卓教授从社会史视角，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在战时利用国民在家族和集团社会中培养起来的惟命是从精神，实施“一亿总动员”，使作为社会构成细胞的家庭参与到战争体制中。这些军国家庭作为皇国臣民的养成所与提供战争兵员的生殖机器，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基础与民众基础。南开大学雷鸣副教授从经济史角度，指出日本战时统制经济是同时代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变动的产物，“修正”和“改造”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其思想基础。战时统制经济是在该思潮指导下，由新官僚、军部、财阀联手推动形成的。山东大学王慧荣副教授从教育视角，指出培养服务于战争的“军国之妻”、“军国之母”，动员妇女进行“劳动奉公”，甚至动员妇女直接参战是战时女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孙继强副教授从媒体视角，以德富苏峰为考察对象,认为其“言论报国”思想及战时舆论活动对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网络的构建及对外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洛阳师范学院郑亚楠以人口政策为研究对象，指出战时日本为填补“人力资源”匮乏的空缺，推行一系列人口扩张政策法律，使生殖脱离私人范畴，使女性成为生产侵略战争兵员的生育机器。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从科技史视角，对日本侵华期间的殖民地科学进行详述，指出科学技术一方面充当了日本掠夺中国物质资源的工具，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成为奴役和驯化中国人的思想工具。
三、日本的战败及其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的战败投降与历史认识问题是近年来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焦点话题。与会学者从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侵华的战争遗留问题以及战后历史认识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与讨论。
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就“日本何时投降”、日本投降有无条件、《终战诏书》的重新解读展开了严密的实证研究。他通过分析1945年8月10日围绕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而发生的一系列国内国际事件，认为该日才是日本的实际投降日。并通过回顾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拟定战后对日政策的相关事件，指出“有条件投降论”与“无条件投降论”虽均有其合理之处，然而“有条件投降论”却更符合历史真相。他还通过对《终战诏书》的重新判读，指出在诏书中日本只承认败给美国，这为“终战史观”提供了依据；诏书中明确提出“保留国体”，为日本谋划东山再起铺设了道路。
关于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国际关系学院鲁义教授对于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应在危害宣传、信息公开、对日交涉、积极研究对应措施等方面加强妥善处理化武的能力，减少伤害。
对于日本战后历史认识问题，吉林大学陈景彦教授指出美国占领政策、政治统治的连续性，缺少追究战争责任的群众性运动以及不合常理的逻辑在社会上得以通行，是日本政府形成右倾史观的重要因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将战后对德、日两国财阀战争责任的追究加以比较,指出财阀在两国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德国财阀的战争责任被彻底清算，而日本财阀不但躲避了东京审判，更因多种现实因素“解而不散”，再次充当起日本保守势力的经济后盾。战争责任审判的不彻底性成为当下日本右翼势力拒绝认罪态度的根源。吉林大学戴宇教授通过对日本学者白井聪的“永续战败论”的介绍与分析，指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往往抱持偏狭的“受害者意识”，这使其淡化乃至遗忘作为加害者的身份与历史,及其成为“受害者”的根本原因。在保持“对美从属”的情况下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的言论今后在日本仍将不时出现，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仍将是一个较为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四、战后日本的发展轨迹与未来走势
关注战后日本的发展是本次会议的又一重点问题。多位学者从日本与战后世界的关系展开了探讨。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徐启新教授认为当前中日关系虽有缓和，但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诸多因素未能消除，中日关系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处于对立、缓和、对立的新常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键研究员指出，冷战以来，日台间政治关系急剧升温，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比重急剧增大。然而由于曾长时间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日本对台湾的影响至今仍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大连外国语学院张耀武教授指出美国因素是中日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战后初期中日关系格局的形成，与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及《旧金山和约》有着紧密联系，此后中日关系的每一环节，皆离不开美国的影响。洛阳师范学院陈巍副教授则从日本自卫队派遣伊拉克的角度，指出自卫队在伊拉克受到的种种约束，及航空自卫队违宪违法却无人受到追究的情况，为此后日本政府婉转突破宪法及相关法律的限制提供了借鉴。
对于战后日本的研究，本次会议另一个关注点是战后政策及其未来走势的问题。天津社会科学院李冰研究员认为战后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战略基石，加以巧妙利用，将拓展海权范围为目的的战略长期掩藏于美国插手亚太事务的行为之下，以此迂回的方式一步步推进大国扩张战略。南开大学乔林生副教授指出战后日本出现的世袭政治现象正阻碍着当前日本的改革进程、社会发展，并侵蚀着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导致日本逐渐走向“衰败”的根源所在。南开大学张玉来副教授对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当前安倍内阁在以“推进经济复苏换取支持率”的同时，正悄然实施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转型，这将促使日本的军工产业大举走向世界。南开大学尹晓亮副教授认为基于当下东亚局势，日本对美国采取“追随者”和“利用者”的角色定位；对中国则采取“制衡者”和“分享者”的身份定位。以此为基础，日本实施了深化美日安保内涵、调整防卫计划大纲、设置国家安全战略、极力制衡中国等一系列具体行动。辽宁大学孙立祥教授则从中共三代领导人对日军国主义复活动向的关注与警惕的角度，论述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过程。
关于战后社会的思想动向，辽宁大学王铁军副教授从战后日本各种“和平纪念设施”的修建及其展示内容的角度，对战后初期形成的和平主义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想因具有被动性、投机性、情绪性等特点而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使得战后初期的和平主义逻辑变得自相矛盾、脆不可击，进而使得民族主义、右翼势力增强。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关注现实，方获发展。本次会议以严密的史实考证，丰富的研究视角，注重历史论证与现实思考的结合，对近代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讨。正如复旦大学赵建民教授与南开大学米庆余教授在大会最后的综合评论环节所说，在今后的具体研究中，既应注重对日本传统文化这一根源性问题的研究，也应具备作为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虽然议程非常短暂，但内容十分丰富。通过本次会议，增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进一步研究。（转自日本学刊网）
《 人民日报 》：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 2015年08月21日 14 版，宋志勇）
70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沉重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战败投降。日本发动的这场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为清算日本侵略战争罪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重建世界和平，战后盟国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5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这就是东京审判。东京审判以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审判战犯，其本质是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无论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是在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以及国际法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对日本错误国策以及战争罪行的总清算
早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就走上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歪路。按照其错误侵略国策，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吞并朝鲜，侵占台湾，多次出兵侵略中国大陆。1931年之后，日本更是变本加厉，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并偷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和香港，进行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使被侵略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战争灾难和生命财产损失。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违反国际法，蔑视人类尊严，犯下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如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化学毒气战、活人身体实验等等，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国际社会如果对这种反人类文明的罪行置之不理，国际公理将不复存在，国际秩序将失去人性，人类文明乃至生存都将受到危害。为挽救人类文明，捍卫世界和平，必须对日本的上述战争犯罪进行彻底清算。东京审判正是通过揭露、批判日本错误的对外侵略国策，惩罚战争犯罪，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进行总清算，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东京审判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
审判、惩罚战争犯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盟国的共同意志。在欧洲，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发动全面对外侵略战争，大规模屠杀被占领国人民，尤其是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致使数以千万计的和平人民惨遭屠杀，其惨状堪称史无前例。在亚洲，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制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对于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犯下的这些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全世界人民都表示强烈愤慨，国际社会纷纷要求战后严厉惩治这些战争犯罪。
1941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分别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纳粹的战争暴行，并表示要在战后惩罚纳粹德国的战争犯罪。1942年1月13日，遭受纳粹德国侵略蹂躏的波兰、比利时等九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宣言，谴责纳粹德国的战争暴行，呼吁通过司法手段惩罚战犯。1943年10月20日，美、英、法、中等十七国在伦敦协商成立了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UNWCC），开始就德、日法西斯国家对盟国的战争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初拟战犯名单。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代表其他32个盟国的利益，在莫斯科发表了《严惩战犯的宣言》，表示要严惩集体屠杀等严重战争犯罪。宣言严正警告罪犯，“要追他们到海角天涯，必定要将他们交给控诉他们的人，俾使公道得以伸张”。宣言提出，战争首恶元凶不受地域限制，“将以盟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加以惩处”。12月1日，美、中、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表示：“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公告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上述一系列国际文件和约定，表明了国际社会要在战后惩处德日法西斯战争犯罪的共同意志。1945年11月开庭的纽伦堡审判和1946年5月开庭的东京审判，正是国际社会这种正当要求和共同意志的体现，是落实反法西斯盟国共同约定惩罚战争犯罪的具体行动，其合法性不容置疑。
东京审判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东京审判向全世界表明，阴谋策划、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个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它昭示世界，谁胆敢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不管地位多高，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战胜国单独组成的，其合法性受到一些人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质疑和攻击，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片面审判”和“报复”。事实上，一方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是由战胜国所组成，但并非“战胜者裁决战败者”，更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法庭的设立以及对战争罪、反和平罪的控告也符合既有国际习惯法的法理依据。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都严格遵循法理法律规定，控辩双方的权利尤其是被告方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另一方面，法律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从国内法来说，法律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国际法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要求法律与政治彻底割裂，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相对独立于政治，不可能绝对独立于政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东京审判的最大政治前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而结束，否则，就根本谈不到对日本战争犯罪的法律制裁。总体来说，东京审判是比较公正的，体现了国际法的正义原则。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侵略战争罪行，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史料
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其所到之处犯下了累累暴行。但由于战时实行新闻统制和封锁，这些让日本民族蒙羞的罪行都被掩盖起来。而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实施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大量罪行，如制造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残害俘虏，等等。日军犯下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战争丑行被揭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大地震撼了日本国民，让他们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本质。这对战后初期日本反思侵略战争，拥护和平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京审判不仅惩罚了日本主要战争罪犯，而且为日本近代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外侵略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历史资料。如记录法庭审理全过程的法庭英文庭审记录达48412页（日文为10卷），洋洋千万字。不久前我国影印出版了这部庭审记录，多达80卷。此外，控辩双方共提供书面证据4336件，法庭判决书长达1213页，而法官个人的判决意见书加起来比判决书还要庞大，均创世界审判史之最。上述各类审判资料基本概括了日本19世纪20年代末到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的历史，特别是日本统治者策划、实施对外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历史资料库。它为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丰富、权威而庞大的历史资料库。
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
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刑事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东京审判体现在国际法上有两大特点。一是适用传统的国际法，二是根据国际法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完善或创设新的国际法规范。东京审判的否定论者指责东京审判违反国际法，其依据仅仅是囿于成文的国际法。其实，东京审判在国际法上的意义并非是如何适用了传统的国际法，而是在尊重传统国际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国际法。东京审判及此前进行的纽伦堡审判适用的“侵略战争罪”“反人道罪”“个人为战争罪行负责”等概念，无论在国际法的理论上还是在国际法的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东京审判结束后国际法发展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及该法庭的判决所包含的各项国际法原则”、1968年联合国大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1970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以及前卢旺达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的审判实践，都明确肯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新的战争罪概念的管辖权。这些都表明，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学界已经接受、认可并发展了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确认的战争犯罪概念和原则，由此证明了东京审判对国际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两大国际审判的原则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公平和正义是法律永恒的追求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人类就必须依照社会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德、日法西斯国家犯下的空前规模的战争罪行，促使国际法必须增加新内容和新概念来应对。如果完全拘泥于传统国际法的条文，将原适用于国内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完全照搬到东京审判这一国际战争审判中，显然是不适宜的，有悖于人类正义。
在看到东京审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其缺憾和不足。比如，没有追究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是东京审判最大的缺憾。天皇是日本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责任者，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彻底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这给战后的日本政治带来了严重后果，造成战后日本一些政要、右翼势力拒绝对侵略战争进行诚心的反省和悔改，使日本政治长期右倾化。此外，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诸多罪行，如生化武器罪行、731部队罪行、强征和迫害慰安妇罪行、强征劳工罪行等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和追究，东京审判涉及的一些国际法问题的讨论也没有完全透彻等。
虽然审判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但这否定不了东京审判深远的历史意义。东京审判超越不同的法律体系、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追求和法的最高理念和价值——公平、正义。总之，东京审判是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一次大审判，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为日本法西斯思想和罪行感到羞耻，反而诋毁东京审判的正义原则，可谓恬不知耻。
杨栋梁主任出席首届“日本歪曲侵略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8月29日，由中国延边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朝鲜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日本歪曲侵略历史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平壤人民文化宫举行。
会议开幕上，朝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池承哲表示，谴责日本歪曲侵略历史行为、敦促日本反省，对于阻止日本政治右翼化、军国主义化和保障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极为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刘晖春表示，日本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朝学者应该携起手来，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事实做出强有力的反击。杨栋梁主任在主席台上就座。
大会的四场学术报告共有12位学者发言，杨栋梁主任主持和评论了首场报告。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曹喜胜候补院士对日本1875至1945年间侵略和奴役朝鲜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全景式揭露和批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步平以“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和战争责任”为题，对战后日本政界否认侵略的言行进行了深刻揭露和系统分析；朝鲜社科院全同哲教授以数据统计为依据，详细揭露了近代日本侵略和统治朝鲜期间给朝鲜人民带来的人力物力损失。在其他三场大会报告中，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教授以“日本对华毒化战争”为题，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在华生产和销售鸦片的罪恶行径。在其他大会报告中，中朝学者专题阐述了日本谋杀朝鲜明成皇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强征中朝劳工等问题，同时对战后日本掩盖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进行深入的讨论、分析和批判。
大会闭幕式上，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院长朴灿奎代表中方做了总结发言。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中国社科院亚太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研究员，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衣保中教授，中国朝鲜史学会会长、延边大学金永镐教授等出席了研讨会。
朝方高度重视此次研讨会，接待工作热情周到细致，中方学术代表团一行12人在朝方专车专人全程陪同下，考察和参观了朝鲜金日成广场、人民议事堂、主体思想塔、朝中友谊纪念碑（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碑）、凯旋门、妙香山历史博物馆、万景台金日成将军故居。中朝两国政府对首届“日本歪曲侵略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极为重视，8月30日晚，中国中央电视台13频道新闻节目播出了消息。同日晚8时，朝鲜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播出了会议盛况。
宋志勇教授出席国家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国际研讨会和阅兵观礼
9月2-3日，作为国家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由中央三部委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外七十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中方参加会议的45篇论文是从全国400多篇征文中严格挑选出来的，高校有16篇入选。宋志勇院长提交的论文“再论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入选并在会议上宣读。宋志勇教授的论文从二战结束70年后的视角重新审视东京审判并指出其重大历史意义，受到会议好评。 宋志勇教授还作为会议代表，应邀出席了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及阅兵式。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荣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0月初，根据教育部网站的公示，基地主任杨栋梁教授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6卷本）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是杨栋梁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的阶段性成果，2011年5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套学术专著自从出版后，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中华读书报》等报刊杂志上都有评述，在各大网络媒体网站上也多有介绍。值此中日关系变化不断的形势下，这套关于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的系列专著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2015年10月，该套专著又荣获教育部第七届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充分说明了这一系列专著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