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作 简 报
2015年第1期 （总第44期）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2015年5月15日
〖本期要目〗
东京大学高原明生教授讲座“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美国长岛大学夏亚峰教授到基地讲学
中国社科院孟庆龙研究员谈“英国对西藏的图谋与中印边界问题”
宋志勇教授参加中俄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学术论坛
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论东西方两分法的渊源与误区
东京大学高原明生教授讲座“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2015年新年伊始，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原明生13日应邀来南开大学做了题为“中日关系：2014年的回顾与2015年的展望”的专题讲座。
在讲座中，高原教授首先就2012年以来因“购岛闹剧”而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作了简单的回顾，然后结合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面，用“逐渐升温”一词来形容当下的中日关系。高原教授指出了中日关系的两个侧面，即中日关系的“强韧性”与“脆弱性”。他认为今后只有通过进一步增加中日两国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加深文化与社会领域里两国人民的亲近感、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间的合作等来使中日关系中的“强韧性”更加稳固，同时减小围绕历史、安全、领土、国民感情等方面的中日关系中的“脆弱性”，中日关系才能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讲座最后，高原教授还同日本研究院的各位师生作了热烈而充分的互动。在互动中，师生们就自己关心的话题踊跃提问，高原教授一一作了详尽而耐心的解答。
美国长岛大学夏亚峰教授到基地讲学
2015年1月6日晚，美国长岛大学历史系夏亚峰教授做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为南开大学师生做了题为“近15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讲座，介绍了自21世纪以来美国学界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状况。讲座由基地专职研究员赵学功教授主持。
夏亚峰教授首先介绍了目前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现状。紧接着，夏教授全面分析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及特点。他指出，随着美国历史研究新方法的出现，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社会史研究方法、80-90年代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兴起和兴盛，外交史研究处于边缘化；但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外交史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变和复兴。在复兴的同时，美国外交史研究呈现出若干新特点。其一，美国学者侧重于用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作为解释框架，视思想体系（ideology）剖析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夏教授以米切尔·H.汉特 (Michael H. Hunt)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一书为例解释了美国三个主要思想体系，即“天顶命运”观、对非白人民族的种族歧视观，和对社会（不是政治）革命的恐惧观。其次，外交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文化转向”。他认为，从文化角度解释美国外交关系，就是把国家看作广义的文化建构的产物，国家间的关系本质则成为一种文化关系。再次，外交史呈现出跨国转向趋势，即将美国放在国际社会中考量。夏教授指出，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侧重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跨国现象，强调行为体的非国家特征。在跨国史研究中，学者们的兴趣点在移民、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通信（交通）工具、文化交流、政治和宗教身份，以及其他跨民族国家疆界的活动。最后，民族国家仍是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夏教授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同在座师生分享了美国学者对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法，极大的丰富了同学们的知识，得到同学和老师的一致好评。夏教授还鼓励同学们用英文写作论文和专著，并且在研究中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以期取得全新的研究成果。演讲结束后，夏教授还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提问。
中国社科院孟庆龙研究员谈“英国对西藏的图谋与中印边界问题”
2015年4月8日下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在范孙楼432教室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英国对西藏的图谋与中印边界问题 ——兼谈原始档案的解读与使用”的讲座。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庆龙，其研究领域涵盖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外交史，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边界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基地专职研究员杨令侠教授负责主持了此次讲座，并做了精彩点评。
讲座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孟庆龙研究员介绍了西姆拉会议之前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和图谋以及辛亥革命后英国对西藏问题对态度与政策，其高潮部分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的西姆拉会议。他通过对原始档案细致入微的解读，透彻分析了这次会议中中华民国、英国以及西藏三方代表的斗争过程。孟庆龙研究员提出，尽管面对各种不利条件和英国控制会议的不利局面，中华民国代表陈贻范依旧提出许多建议，进行种种抗争，其努力值得肯定。当然，他认为，这次会议以及英国人提出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为之后中印边界冲突埋下了祸根。第二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特别是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孟庆龙研究员分析比较了英国在这次战争中以及战争之后对中国和印度的外交政策。他认为，英国在这一时期对中国以及国际形势的判断清晰而准确，然后综合两个具体案例揭示了英国外交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英国外交艺术的精湛和老道。
最后，孟庆龙研究员根据自己多年搜集原始资料个从事历史研究的经验，专门讲解了档案的使用与解读问题，包括原始资料的搜集、调研、价值判断以及搜集次序、综合利用等，使在座的同学们受益匪浅。
宋志勇教授参加中俄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学术论坛
5月5-6日，正值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中俄两国政府商定的共同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中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在俄罗斯科学院总统大厅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金向分别向论坛发出了贺信。中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基地专职研究员宋志勇教授应邀参加了论坛，并在大会上作了“从纽伦堡审判到东京审判“的学术报告，受到论坛关注和好评。
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论东西方两分法的渊源与误区
5月13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祖杰教授做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带来一场题为“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论东西方两分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误区”的精彩讲座。基地专职研究员付成双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原祖杰教授从习以为常的“西方”概念讲起，进而谈及在西方世界影响深远的“欧洲中心论”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对此的态度。原教授认为，“欧洲中心论”强调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这就导致亚洲国家普遍面临如何对待现代文明的问题：接受现代文明意味着西化，而抵制现代文明则势必回归传统。由此，他提出自己的观点，现代化产生于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文明接触，故现代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文明。
原祖杰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民族国家以及由此产生的线性史观，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其次，东西方的划分起于东、西罗马帝国分裂造成的不同文化认同，之后逐渐发展成一种意识形态，并对现代学术研究造成误导，即萨义德所言“东方主义”。另外，东方学在路易十四时代的盛行，表明中国元素对欧洲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诞生的影响。最后，他还梳理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现代化于当今各国来说都是进行时，解决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需要诉诸传统文明的智慧，而对现代性的批评则促使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论等修正学说的问世。
原祖杰经由回溯东西方两分法的形成过程，澄清了围绕这一观念的现实误区。在他看来，没有所谓的东方与西方之分，而只有传统与现代之别。因此，产生于15世纪以来全球接触、交流中的现代文明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