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然 吉瑞 陈谦峰（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南昌 330004）
［摘要］危亦林是我国旴江医学的代表医家之一，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尤其在中医骨伤科领域有着诸多建树。面对患者，他时刻保持着认真与尊重的态度，一丝不苟、细致严谨；面对学问，他从不吝啬家传医术，无私奉献自己的毕生经验，造福更多患者。正如《黄帝内经》“非其人勿授”“非其真勿授”所传达的含义一样，危亦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和发扬了中医先贤的伟大医德品质。通过挖掘旴江名医危亦林的行医生涯和著作，探析其对《黄帝内经》医德观的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黄帝内经；旴江医学；危亦林；医德观
危亦林，字达斋，元代江西抚州著名医家，出生于医学世家，自幼跟随其父危碧崖学习医术，20 岁时便开始正式单独诊病。他继承了危氏五代之所学，精通内外各科，且在骨伤科尤有建树。危亦林历经十余载，耗费大量精力编写的《世医得效方》20 卷，其中记载了许多历代良方，在骨伤科方面的记载更是详细，是中国古代骨伤科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式著作，其所提倡的悬串骨折复位法、骨折脱臼整复法和麻醉法等，均在古方验方的基础之上有所创举，为后世的骨伤科治疗方法提供了参考借鉴。危亦林不仅治学严谨，还无私地分享家传秘方，在行医多年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广大百姓求医治病的艰难困苦，也感受到了好的医术传承之不易，便下定决心整合家传医术与先贤之术，去糟粕、留精华、创新方，最终写成了《世医得效方》。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在给本书题的序中写道：“千方易得，一效难求。观乎此方，则知先生家得其传，世守其学，用无不验，疾无不愈，以得效名方，迨犹影响之于形声也。”由此可见，本书在中医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江西官医提举司牒太医院书》对危亦林《世医得效方》的评价为：“上可俾于圣化，下有济于斯民……志已愿于活人，书宜刊以济世。”这不仅说明危亦林是一位救治百姓病痛的医者，更能体现出他心怀天下、造福后世的伟大人格魅力。
1 承“莫贵于人”之古，启“医司人命”之新
《素问·宝命全形论》言：“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生天地之间，在万物之中显得尤为高贵，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无不珍爱自己的生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体魄强健、精神焕发，倘若体内有病邪蛰伏，且病情逐日加重，便会引发人们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强烈担忧［1］。《黄帝内经》中的这些言语，无不体现了“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和社会中的角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对待自己的生命方面，每个人都很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素问·汤液醪醴论》言：“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在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过程中，医者只是起到了一个“调节”的作用，真正影响疾病发展转归的主要因素是患者本身，一切诊治手段都应围绕着患者自身情况进行，所以《灵枢·师传》中提出医者要对患者进行仔细地询问、开导、体恤：“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缓解患者的忧虑心情，也能够使其更加信任医者的医疗手法和嘱托。无疑，上述语句均体现了《黄帝内经》所宣扬的“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人的生命永远都是至关重要的。
《世医得效方·集治说》言：“尝谓用药如用刑，一有所误，人命系焉。”在危亦林看来，给患者治病时，一定要做到认真仔细，不能有任何疏忽，否则便可能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又言道：“况医者人之司命，有病急召，慎勿以远近暑寒而拒之。若至病家，尤须敬谨，勿为他务，以败正事。”危亦林认为医者肩负着行医救人、解除病痛的重任，当患者急需救治之时，要当成首要任务，在诊病时也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以免出现误治、漏治的医疗错误。从他书中的这些文字可以清晰明了地看出，危亦林作为一名医者，具有很强的职责感，他认为医者的优劣足以决定患者疾病的转归变化，及时、高效的治疗，能够缓解、治愈疾病。患者的健康，与自身的体质、心态以及所处环境息息相关，但在疾病发生之后，医者的救治与关怀也是不可或缺的。《黄帝内经》提倡“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为中心，危亦林则真正贯彻了这一思想。《世医得效方·序》言：“夫病者悬命医师，方必对脉，药必疗病，譬之抽关启钥，应手而决，斯善之又善矣。若中无定见，姑徐徐焉取古方历试之，以庶几一遇焉。虽非有心杀人，而人之死于其手者多矣。”从字里行间中能够看出危亦林的恪尽职守，也能体会到他对患者生命的重视与怜悯，如此富有责任心且医术高明的医者，是后世医家之楷模。
2 承“泓涵演迤”之古，启“博采众长”之新
唐代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中用“泓涵演迤 ,日大以肆”来描述博陵崔斯立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使学问逐渐变得深厚广泛。而学识渊博、见闻广阔，技艺精巧，这正是《黄帝内经》对医者的基本要求，正如《素问·疏五过论》中所言：“圣人之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优秀的医者都是通晓天地运动和四时变化的，因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背景下，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往往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都能够在自然界中找到印证。如《灵枢·本神》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素问·六节藏象论》中又言：“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大自然对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当我们寻求疾病的解决方法之时，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看待，便能获得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知［2］。但这就要求医者具备更加广阔的知识储备，像《素问·示从容论》所讲：“夫圣人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了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医者不仅要精通所学医术，还要不断吸取新的知识与见闻，在天文地理、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程度的造诣，并将这些知识加以灵活运用，方能更加有效地、长久地行医治病［3］。
危亦林从弱冠之时便开始行医，其高祖云仙当年跟随名医董奉的后代学习大方脉，得道后便传至家学，危亦林全面传承了高祖的医学精髓，随后便继续学习伯祖危子美的妇人科及正骨科、祖父危碧崖的小方科，随后又跟随伯父危熙载学习其治疗痨瘵的方法和眼科知识。后来危亦林又分别跟随斤竹江东山和临川范淑清学习疮肿科、咽喉口齿科等。《世医得效方·序》言：“及储积古方，并近代名医诸方。”危亦林从不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从幼时起便开始不断学习家中世传的医术方书，所学内容包含内、外、妇、儿及五官各科，且在研习书本的同时，走遍了全省各地，广泛收集了各类民间秘方、验方，为自己日后成为一名学识高深、技艺高超的名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世医得效方》的诞生做足了丰富的理论准备。正是由于危亦林这种百闻不厌的积极学习精神，才使得他能够兼百家医术于一身，并提炼升华出了许多新的医学思想和方法。如在《世医得效方》中，他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骨折部位诊断分类方法，同时骨折脱位整复法也得到了创新，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动静结合的治疗思想，即骨折后要兼顾固定与活动，为后世骨伤科类疾病的治疗提供有益的参考。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治法，以及《世医得效方》一书的伟大成就，都离不开危亦林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求学历程以及精益求精的医德追求，如果每一位医者都能具备其“儒学渊源，医书博览”和“凡《素问》诸书，靡不穷究”的不懈钻研精神，博览群书、寻师问方［4］，那么《黄帝内经》所描绘的“上工”一词，也就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了。
3 承“严谨治学”之古，启“不拘一格”之新
在《素问·疏五过论》中，黄帝给雷公讲授了医学中的“五过四德”，谓“圣人之术，为万民式，论裁志意，必有法则，循经守数，按循医事，为万民副。故事有五过四德，汝知之乎？”在学医、行医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一些规则和方法，即“疏五过，明四德”，否则便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医者。《黄帝内经》要求医者首先要在为患者诊疗疾病之前了解其家庭身世，因为生活环境会对人的体质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尝贵后贱”与“尝富后贫”等生活条件的变化也是值得医者关注的。医者也要着重观察患者的情绪、饮食状况，这些因素是构成人体体质和致病因素的重要条件，否则就会导致“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的误治行为。对于脉象的诊断，医者也要做到“以常衡变”，要结合正常的脉象去反复比对。《黄帝素问直解》言：“为工而不知比类奇恒之道，此虽诊断之，不足为贵。”再者，医者还必须要严格遵守“三常之诊”的治疗模式，即详细询问患者的社会地位、金钱财富，同时医者自身要静心凝神、严厉整饬，并要熟悉掌握疾病发展的起因、经过、转归，《黄帝内经》认为做好这些事项是一位医者的本分，只有严格按照规则行医，才能不犯错误［5］。
回顾危亦林的一生，似乎他总是走在治病寻方、立书著说的路上，但他从来不拘泥于古方古训，而是积极开拓创新、不断摸索，并建立了许多开创性的方法与方药，在骨伤科方面更是建树颇丰。危亦林通过自身多年行医经验积累，又结合阿拉伯正骨术，开创了“正骨兼金镞科”，使得骨伤科得以基本建立。《世医得效方》记载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疗法。如脊柱骨折后的“悬吊复位法”，通过运用手法整复凸起棘突，复位后再使用夹板固定，能够有效地保护脊柱避免前曲。直到 600 多年后的1927 年，英国医生达维斯才提出与其接近的悬吊法。另外，危亦林还提出了内服自然铜散、外用活血散，并指出在骨折早期禁止使用自然铜，要在“临欲好时”方能用之。这些由危亦林首先提出的方药及其理论，至今仍然广泛应用于临床。《世医得效方》中还提出了正骨药物内服全身麻醉法，如在手术之前内服二十五味方和清心药方，同时对酒和童子尿的巧妙用法，也是危亦林治病的一大特色。书中也总结归纳了“十不治证”，通过骨科脉候来预判手术的风险及术后恢复情况，并提出了“六出臼、四折骨”等理论，这不仅为后世骨伤科医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方法及治疗模板，也对世界医学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6］。这些治法中的创举，正如同危亦林不拘一格、敢为人先的无私奉献精神一样，敢于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将医术和医德发扬光大。
在任何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总会遇到“瓶颈”，但当我们回望历史，总有一些人在至关重要的转折时刻挺身而出。创新是每个学科发展的源泉，对于中医来说，临床实践是获得真知的首要途径，我们既要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严格遵循医理，又不能按图索骥般地死守常规，要具备辩证思维和推陈出新的能力，如此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4 承“慎重传医”之古，启“无私献术”之新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保守观念的束缚下，很多世代家传的医者，宁可失传也不愿意将家传的秘方传授给旁人，更不用谈公开传播了，这样封建落后的思想使得中医药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在《灵枢·禁服》中，有一段描写雷公拜师黄帝，请求其传授知识的文字，从中能看出医学授教是一件神圣庄严的事情，“黄帝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雷公听后便斋宿三日，方才正式接受黄帝的“歃血传方”。在传授仪式上，黄帝再次对雷公强调：“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以上文字刻画出了一幅庄重严肃的医学传授场景，学徒不仅要“歃血为誓”，还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表学医的决心，否则师父是不会轻易将医术之道传授予他的［7］。其实这样的描述，目的在于突出医者职责的重要性与神圣性，因为救死扶伤从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倘若真正的医术没有择人而诲，真正的秘方没有流传到那些关爱患者、尽职尽责的医者手中，那么医术的传承就无从谈起。就像《黄帝内经》所说，在医学知识的传授上，不仅要做到“非其人勿教”，也要做到“非其真勿授”。
危亦林一生行医数十载，遍访四海城镇乡村，收集到了诸多民间验方，结合祖传秘术，又花费十余年时间按照元代太医院所分 13 科进行编排撰写，最终形成了这部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著名方书——《世医得效方》，这部书也是危亦林唯一的传世著作，对于旴江医学乃至整个中医学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世医得效方·序》中，承事郎王充耘如此称赞道：“余观世之人，得一方辄靳靳焉莫肯示人，往往以《肘后》《千金》为解。今危氏以五世所得之秘，一旦尽以公诸人，其过人远矣。”在当时的社会，凡是有家传医术秘方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都只局限于用这些方术来治疗患者，这些祖传秘方便成为了养家糊口的“饭碗”。极少有愿意将秘方公之于众的医者，像危亦林这样不仅愿意坦然公开祖传五世的秘方要术，还自行收集归纳了颇多散落于民间的各类验方的医家，属实凤毛麟角。《黄帝内经》要求医者在传授知识时要慎重，不仅要挑选合适的人才进行培养，还要注重所传授知识的准确性、真实性，而危亦林则秉承了这一理念，坚持亲身实践，确保验方理论的正确无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世医得效方》“所载良方甚多，皆可以资考据”。如此大度、求真的医德作风，值得后世医家顶礼膜拜。《世医得效方·序》言：“然余以为以身种者有限，以书种者无穷。”仅靠自己一个人去发扬医术，永远只能使身边的人受益，而将知识镌刻于书本之上，便可造福于全天下的患者。随后书中又举许叔微的事迹作为反例，衬托出了危亦林公开家传秘术的无私与豁达，“阴德之报，在其身，在其子孙，余知其必有过于许氏者矣”。这样博施济众的行为是在积攒“阴德”，且能够造福于子孙后世。
中医学的发展，离不开每位医者作出的贡献和努力，中医理论与临床技能的进步，需要不断地总结、提炼、共享。当今的中医界，交流与分享的活动越来越多，这样有利于不同流派医学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使得中医的发展更加多元化，也让其更具包容性。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所谓的“秘方”不可能永远讳莫如深，只有让整个中医界去共同传承，它们才能发挥出最大价值。
5 总结
作为旴江名医之一的危亦林，出身医学世家，勤奋好学，善于发现总结问题，在他数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乐于拜师学艺，博采众长，最终练就了精通内、外、妇、儿各科的本领。同时，他也搜集了无数民间单方验方，并结合自己五代家传的医方秘术，汇集成了《世医得效方》一书，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所有医学知识传授给世人。作为一名医者，他治学严谨，始终坚守着“医司人命”的职业态度，在医术上，他善思勤练、推陈出新，敢于打破常规与僵化思维，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治疗新方，为中医骨伤科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危亦林与李梴、龚廷贤、喻嘉言、陈自明等众多旴江名医一样，具有高度的医者职业精神，拥有一颗善良真诚的“仁心”，对患者关爱体恤。在治学方面，他们永不停止探索，敢于创新，用缜密的思维去辨证处方，力求不出差错。同时，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无私奉献精神更为可嘉，不图眼前小利，心怀中医发展的伟大格局，属实是后世医家之榜样标杆，同时也体现了旴江流域传统深厚的儒医文化［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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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丛，朱卫丰。医学与文化 [M]. 北京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15-17.
（本文刊于《江西中医药》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