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吉超 邓萍
（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4）
［摘要］以旴江医家邹岳所著《外科真诠》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关文献挖掘，全面系统地搜集与整理其中关于《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精辟论述。从传承与创新的角度，力图展现邹岳对《黄帝内经》治则治法的认识脉络。其在外科方面，承“调和阴阳”之古，启“三分阴阳”之新；承“标本缓急”之古，启“元气为本，毒气为标”之新；承“杂合而治”之古，启“多元灵活”之新；承“禁”之古，启“不宜”之新。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有补充、有创见，对外科的治疗提供了诸多启迪。
［关键词］外科真诠；旴江医学；邹岳；黄帝内经；治则治法
基金项目：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2022B962）；江西中医药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23BSZR027）。
邹岳，字五峰，号东山，江西南城人，清代著名医家，父景波以医名世，然早殁。邹岳初习儒，为邑诸生，后继父志业医，洞晓针药，精习经方，著有《医医说》（已佚）和《外科真诠》［1］。其中，《外科真诠》被近代名医秦伯未赞为“分析之细，罗列之富，为外科书籍所仅有”，其在“自序”中写道：“兹于应酬之暇，博采群书，删繁就简，分门别类，并将师授之心法、不传之秘方和盘托出，不复珍惜。”［2］可见此书的独特与珍贵之处，因此秦伯未先生又赞曰：“而处处以经验为依规，辅以相当之理论，使学者得收切实效果，尤觉难能而可贵。”《外科真诠》开篇名为“疮疡总论”，论述了邹岳在外科理论与实践各方面的经验。其中治则治法的内容继承了《黄帝内经》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升华、拓展。“调和阴阳、补虚泻实、三因制宜、正治反治、标本缓急”等，是《黄帝内经》所提出的治疗疾病的总体原则，《外科真诠》继承创新《黄帝内经》治则治法，使之更加具有逻辑和实用性，为中医学在外科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承“调和阴阳”之古，启“三分阴阳”之新
《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3］调理阴阳是《黄帝内经》治疗疾病之总纲。《黄帝内经》认为人身所有者，不过阴阳二气，即“生之本，本于阴阳”。诊断疾病的关键在于“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因而治疗疾病的根本也在于使逆乱、失调的阴阳二气恢复正常。以平为期的原则下有正治法、反治法 2 种。这一治疗原则从根本上指导着各时期医家的临床实践，也使得纷繁的病症在治疗中有了明确的切入点与治疗方向，为临床水平的提升奠定了纲领性准则。
《外科真诠·疮疡总论》在论述时强调疮疡的产生原因有内外之别，“症候多端，治法不一，其所宜详辨者，则有五焉”。虽看似与辨证有关，实则直接关乎治则治法的选用。其中“第一宜辨阴阳”，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调和阴阳、消除疾病的具体治则与所使用的方药等。在“调和阴阳”的基础上，结合外科疾病的特点与其经验，从“纯阳之毒”“纯阴之毒”“半阴半阳之毒”3 个方面阐述了治法。首先，如“纯阳之毒，高肿焮痛，来势暴急，治法以清热解毒为主”，其初起之时所用治疗方法是“内服加减消毒散，外敷洪宝膏”，内外结合治疗，也包括了已溃脓所使用的“乌云散盖膏”以及“腐重者”所使用的“冰翠散盖膏”。根据具体的表现，介绍的治法十分细致。其次，“纯阴之毒，清冷坚硬，皮色不变，不痛或痒，来势缓慢，治法以温经通络为主”，总的原则为“补虚”。“气虚者宜四妙汤加味，血虚者宜阳和汤，外用玉龙膏敷”，已溃口者，“总宜补剂调理，外用海浮散盖膏，方能收功”。最后是“半阴半阳之毒”，“坚硬微痛，皮色淡红，治法以和营解毒为主”，具体方法为“内服加减活命饮，外敷乌龙膏，溃后仍宜托里，外用乌云散盖膏，或用海浮散亦可”。可见邹岳不只是停留于理论，从审症状—辨证—立法—选方用药，没有丝毫多余之语，将“调和阴阳”这一原则落归到治疗的每一步细节之中，对中医临床医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正治反治的角度看，所采用的均属正治之法，即“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热者寒之，寒者热之”。此外，邹岳还强调治疗“疮疡之症”能够分阴阳调理的重要性，“医者能分阴阳调理，大症化小，小症化无，以图消散，斯为上上之技”；亦从反面强调了治疗如果不能够分阴阳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如“纯用苦寒攻逐，名为清火消毒，实则败胃戕生也”。可见邹岳在治疗疮疡时区分阳毒、阴毒、半阴半阳之毒的三分治疗法，不仅继承了《黄帝内经》的思想，更在其基础上创新了其在外科治疗中的思路。
2 承“标本缓急”之古，启“元气为本，毒气为标”之新
《素问·标本病传论》中提到了标本逆从的治疗原则，“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其中包含了 3 个原则，但最后又提出当灵活机变的原则，即“谨察间甚，以意调之”，因此也为后世医家对其引申发挥提供了基础。
在旴江医学的理论体系中，也能够看到对标本缓急这一原则的引申与临床运用。《外科真诠·疮疡总论》中言道：“要之，疮疡之病，轻重缓急大有不同，治之之法，总以元气为本，毒气为标，不可偏用清凉解毒，伤其胃气。”这一标本缓急的原则在指导外科治疗中的具体运用，邹岳也将其一一呈现给读者。首先，根据元气与毒气的状态确定“扶正”与“消毒”的主次。如“治疮疡要诀”中进一步说道，“正气盛者，消毒为主。正气虚者，扶正为主，消毒佐之”。其次，根据疮疡的症状表现所反映的元气与毒气盛衰状况，确定补泻之法。如“未溃而见有余，毒气盛也，攻之不必迟疑。已溃而见不足，元气虚也，补之乃为至当”，以及针对“倘未溃而见不足之脉，毒气陷而元气虚”的情况，提出“补阳以发毒”的攻补兼施之法，强调“人参、黄芪不可缓也”；与之相对的“已溃而见有余之脉，毒气盛而元气滞”的情况，提出“补阴以化毒，地黄、当归亟宜投也”。再者，邹岳总结了“急救之法”，并申明“不可不讲”，且均以人体元气为本为救急治疗着手点，足以说明其重要性。如“疮口干黑，热渴淋闭”的“真阴受伤之候”，以“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五味”滋补真阴，“如不应，用十全大补汤”，“此为补阳生阴法”；“神气倦怠，食谷不化”的“阳虚之候”，治疗以“补中益气汤”，以及出现“恍惚不安”用归脾汤，“食少而呕，面目浮肿”用香砂六君子汤，“泄泻不止”用附子理中汤送下七味豆蔻丸，此 4 种为“温补回阳法”。因上述情况均为急救时所用，邹岳曰：“医者当此人命危急之秋，最宜反复叮咛，熟思而审处之耳。”可见在疮疡之症出现急重的情况时，依然遵循的是“元气为本”的治疗原则，继承了《黄帝内经》标本缓急的理论，并在外科中得到了发展与具体体现。
邹岳认为，元气为本也体现在气血方面。“总之，气血盛者，毒虽重大，尤可望其全生。气血衰者，毒即些小，亦当防其变也。”气属阳，血属阴，气血的状态也反映着人体元气的盛衰状况。故在具体治疗中，也是时时刻刻关注患者气血情况，气虚者有气虚之治法方药，血虚者有血虚之治法方药。并反复叮咛“不可偏用清凉解毒，伤其胃气”，注重胃气也是邹岳以“元气为本”的重要体现。所以，这也提醒医者在临床中，元气所体现的方面是灵活丰富的，临床应当灵活。
3 承“杂合而治”之古，启“多元灵活”之新
《素问·异法方宜论》言：“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天地所长养……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黄帝内经》提出砭石、毒药、灸焫、微针、导引按蹻，分别针对五方地域疾病的治疗方法，属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邹岳吸收了这些治疗方式，运用于外科疾病的治疗当中，并且做到了《素问·异法方宜论》提出的“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邹岳做到治疗方法的多元化以及灵活性，这为医者在理论学习以及临床实践中增强创新意识作出了榜样。
邹岳在《外科真诠》深刻彰显了《黄帝内经》“杂合而治”的思想，并且将其运用得生动活泼，真正实现了“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主要体现在治疗方法多 2 种或 2 种以上综合使用，为多元化；或主次先后、或同时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彰显其灵活性。如“凡阳毒初溃，坚硬有腐者，宜用化管丸提之，以结其毒，听其自脱，后用乌云散盖膏，徐即收功”，即是内服丸剂、外用敷药的先后综合使用。在治疗“久毒成管”时也是内服、外敷配合同时使用，“先用化管丸纳入盖膏，六七日方可钳去，换用拔毒散，以消余毒，内服托里散治之”。治疗“油风毒”，俗称鬼剃头则“内服养真丹，外以海艾汤洗之”，是内服与外洗同时使用。而在治疗股部的附骨疽、咬骨疽时，分成了初起与重者 2 种，初起“内服五苓散加桑寄生、续断”，而重者则是针药并用或内服加外敷的治法，“重者，内服五积散加牛膝，外用隔山雷火神针针之，或外用五虎追毒丹盖膏亦可”。指出“此症本由沉寒痼冷中来，外敷内服，不可用苦寒、损脾、泄气等药”。此外，在治疗青腿牙疳时，除了内服外敷并用外，还用到了“刺血疗法”，即“兼服活络流气饮、加味二妙汤宣其血气，通其经络，使毒不能凝结。外用三棱扁针于腿上青黑处砭去恶血，以杀毒势，更以牛肉片贴敷，以拔精毒，不数日而愈”。在治疗“膝眼风”之寒湿盛者，邹岳使用了内服中药加隔药灸或雷火神针针刺的方法，即“寒湿盛者，宜内服加味玉屏风散，兼用阳燧锭灸膝眼穴，或雷火神针针之”。针刺的运用在生于胃中的“上水鱼”中亦有使用，即“外用小针向肿埂上针去恶血”等。
《史记》中记载扁鹊所说：“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4］《外科真诠》中分门别类，纲举目张地将全身上下内外之疮疡症治展现给了读者。使用的方法也相当丰富，内服药有散、汤、丸、丹，外用有药物敷贴、针灸等。有单独使用其中之一种方法者，更多的是内服与外敷同用，内外同治。这也提示医者在治疗复杂的外科疾病时，要根据情况，发挥多方法合用的优势，旨在减少病人痛苦，同时减少不正确的治疗所产生的弊端。
4 承“禁”之古，启“不宜”之新
《灵枢·五味》［5］提出了五脏病所禁止服用的“味”，即“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五味入五脏，五味偏颇可导致脏气失衡，依据五行理论五味可对其相克关系的脏腑产生影响，这为后世药物归经和处方中配伍，包括饮食调养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处更多的是通过“禁”告诉大家，临床疾病的治疗一定要注意某些禁忌问题，这关乎着疾病治疗的成败以及预后问题。《灵枢·五禁》明确总结归纳了针刺的相关禁忌；《素问·脏气法时论》总结了病在肝、心、脾、肺、肾五脏时所应注意的禁忌事项，如“病在肝……禁当风……病在心……禁温食热衣”等。
《外科真诠·治疮疡要诀》中则直接明确何药当用，何药又当所禁（不宜），将临床论治的宜忌和盘托出。这符合《黄帝内经》所提出的“禁”的内容。《外科真诠·治疮疡要诀》中言：“伤寒时毒，不可用芪术。”“阳毒初起……冬天有外感，加前胡、防风、苏叶。夏天有暑气，加香薷、扁豆。”这提示医者疮疡之毒当解散，而芪、术均有补气固表的作用，不利于毒邪的消散，反易致使毒邪闭留，引起其他问题。也对药物所入脏腑的不同可能会引起的问题给出了说明，即“发背不宜用白术。上身之毒，总不宜用白术，恐闭燥肾气，排脓作痛”。因白术入脾燥湿，土克水，容易导致“闭燥肾气”，产生“排脓作痛”的不良反应，而落归到临床实际则是或者因为医者用药的不精准导致增加患者痛苦，当为临床所禁。还有类似的，如“委中毒不可用黄芪，用则足不能伸”“脚下之毒，用当归不用川芎”。此外，邹岳还论述了不宜使用膏、丹、丸、散、针灸等情况。如“湿热毒不宜用丹。脚上初起忌用轻粉并升丹。火毒不宜用丹，对口忌用丹，下疳初起忌用丹，颧口疽忌用丹，龟蛇除开口不宜用丹。鱼口是空处，不宜用降，脑项上不宜用追毒散。腹上不宜用降，恐其伤膜”。并随即举例说明了脚上湿热毒不能用膏药贴的理由，即“用则热气闭塞，从内横走，四边起吻”，可见“禁”的背后均是临床实践经验的凝练。对于不宜用针的情况，提出“乳房不宜用针，恐其伤络”。也提出了“毒”最忌的饮食，“凡患毒最忌热食、火酒，犯之则红肿焮痛”。均体现了旴江医学对于《黄帝内经》“禁”原则的继承与发扬。
在现代医学手术与清创消毒发达的今天，仍有很多疮疡（外科）疾患无法得到有效快速的治疗，邹岳对于疮疡之“不宜”的经验论述，值得借鉴。作为中医医生也有很多机会接治外科疾病，因此，相当有必要知悉中医治疗的优势与短处，更应该清楚治疗当中的“禁”，很多时候这部分内容是容易被忽视的。而邹岳在《外科真诠》卷上开篇时就明确罗列论述，可见其意义之深远，值得每一位临床医生反思借鉴。
5 小结
《黄帝内经》虽多为理论、原则性的内容，缺少对各科的发挥与具体的治疗，但其中所涉及的治未病思想、标本缓急、三因制宜、正治反治、杂合而治等，以及所提到的针灸、药物、移精变气等治疗方法几乎囊括了后世中医的治疗手段。旴江医学作为我国著名的地方医学流派之一，传承了《黄帝内经》中的治则治法的内容，并且做出了针对自身特点与临床所擅长的内容，进行了创新发展。邹岳所著《外科真诠》中提出的“疮疡总论”“治疮疡要诀”，便是对旴江医学在外科方面的高度概括，从外科的层面展现了其对《黄帝内经》诸多治则治法的继承与创新，对每一疾病治疗记载之详细，值得当今医者学习。
参考文献
［1］李经炜 . 中医人物词典 [M]. 上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1988: 257-258.
［2］邹岳 . 外科真诠 [M]. 张毅，整理 . 北京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2016: 自序 .
［3］黄帝内经素问 [M]. 田代华，整理 .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05:176-177.
［4］司马迁 . 史记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2006: 605-607.
［5］黄帝内经·灵枢 [M]. 田代华 , 刘更生，整理 .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112-113.
（本文刊于《江西中医药》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