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为国家战略调整研究方向

崔建东

　　于敏，这个名字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他和他的故事，很少在教科书和媒体上出现。他默默无闻，隐姓埋名长达30余年。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于敏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至此，中国“氢弹之父”于敏的名字才进入大众视野。

　　和其他人不同，于敏院士是一位百分百的“国产科学家”，是完全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是唯一一个未曾出国留学的人。

       北大的“天才”

1926年，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天津境内）一户普通人家。他的青少年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一次，他差点遭到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辗轧，当时12岁的于敏惊恐、愤怒，他曾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的印象。”

1944年，18岁的于敏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然而，父亲却突然失业，难以供他求学，同窗好友的父母听闻后愿意资助他，于敏才得以迈入北大校门。

　　在北大，于敏如饥似渴地学习，没有路费，他寒暑假从不回家，跑到景山顶上去，拿着课本、习题学习。

　　家国情怀是于敏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浓厚的情结，他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崛起而效力。1946年，于敏决定走科学救国道路，毅然从工学院转到理学院。

　　在北大校园，于敏被看作是一个“天才”。在一次代数考试中，由于试题非常难，数学系的平均成绩不足20分，却有一张成绩单轰动了整个北大校园：于敏，100分！在北大学习理论物理的时候，于敏就已名冠北大。1949年，他更是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大理学院的研究生。他的导师、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无比欣慰地说：“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进入近代物理所的前两年，理论研究组接到了第一项任务，跟踪国际核物理研究的进展，于敏几乎仔细阅读了全部文献。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纯国产科学家”

1957年5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专家朝永振一郎率领日本物理代表团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于敏一番学术交流之后，朝永振一郎问：“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

　　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都是国产的！”在得知于敏是一个从未出过国、从未受到外国名师指导的本土学者，完全靠自主钻研获得巨大研究成果后，朝永振一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回到日本，朝永振一郎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赞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1号”。

　　这位“国产专家1号”，如何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中国人用世界最快速度独立研制出氢弹的神话？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爆炸。毛泽东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1961年，苏联试爆氢弹“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所投原子弹的3846倍。一时震惊世界，舆论哗然。

　　那时，中苏关系破裂，悬在中国头顶上的不仅是美苏霸权主义，更有原子弹和氢弹两大块乌云。

1961年冬日的一天，钱三强直言不讳地对于敏说：“经院里研究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

　　时年34岁的于敏已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耕耘了十载春秋。原子弹和氢弹虽然都是核武器，但一个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于敏毅然决然地从研究原子核转向研究氢弹原理。

　　由于核武器的研究必须严格保密，从开始接受这项任务起，于敏的名字和他的事业一起成为国家最高机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国产专家1号”从此销声匿迹，再没有公开发表论文。

　　研制氢弹，中国完全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在中国，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于氢弹设计。

　　如此条件，于敏凭借惊人的记忆力，以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带领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

       轰动世界的“于敏方案”

　　仅用3年时间，于敏就解决了氢弹制造的理论问题。于敏、黄祖治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他当即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隐语：“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1967年6月17日早晨，一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

　　不到5年时间，于敏带领工作组独立自主突破了核大国对氢弹理论技术的封锁，并用轰动世界的“于敏方案”为中国研制氢弹打开了一扇大门。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回顾自己一个甲子的科研历程，于敏淡然地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与于敏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院士杜祥琬说：“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摘编自《党员文摘》2020年第1期 崔建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