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塑造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增进情感认同、增强民族自信的思想元素，蕴含着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的磅礴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促进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思想资源，从中汲取认同的力量。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代先哲们提出的美好理想，这一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其核心理念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吕氏春秋》将“天下为公”解释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在先哲们看来，只有“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统治者的统治才能获得老百姓的广泛认同，整个社会才会出现和睦友爱、丰衣足食、安定有序的盛世景象。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天下为公”的思想绵延不绝，并作为一种价值诉求始终熠熠生辉。先秦思想家荀子宣扬“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西汉名臣谷永劝谏皇帝“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君主应“以公心待天下之人”，黄宗羲提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的“公利”价值观，王夫之强调“天下非一姓之私”，还有古代农民起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都反映了“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到了近代，“天下为公”思想融入中国人民探寻国家出路的政治主张之中，洪秀全力图建立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太平天国”，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的人人平等、设立公政府、取消私有财产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想要通过三民主义实现国富民强的“大同社会”，都受到“天下为公”思想的深刻影响。

　　 “天下为公”思想的深厚历史积淀和广泛社会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环境，也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正因为共产主义理想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并呈现旺盛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政治道德观念和政治价值取向。《尚书》关于“惟殷于民”“敬德保民”的记载，是中国民本思想的肇始，之后，诸子百家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例如，管子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老子提倡“爱民治国”“以百姓心为心”，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富之”的爱民、富民主张，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把君与民的关系比喻为舟与水的关系，告诫统治者“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论述深刻阐释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思想瑰宝。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民本思想得到继承和发扬，成为历代统治者重要的治国理念。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政治统治提供了价值导向和正当性依据。民本思想把是否重民、亲民、爱民作为君主德行和政权正当性的重要评判标准，客观上有助于引导君主施行仁政，并使其政治统治获得老百姓的认同。但是传统民本思想强调“重民”的目的在于实现“邦宁”、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出现了转变，其标志是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这一思想把君主视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祸首，从而颠覆了“以君为主”的正统观念，赋予了传统民本思想新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并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矢志奋斗，党的初心使命、群众路线和执政理念都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所以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才汇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植根于我国历史文化沃土，蕴含着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强大力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爱国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尧帝“协和万邦”的理念，大禹为治理洪水“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子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情怀，屈原“存君兴国”的志向，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代政治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思想；《诗经》中“王于出征，以匡王国”“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等诗句，则抒发了平民百姓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因此早在先秦时期，爱国主义就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赋予了爱国主义“舍生取义”的基本特质。“义”是先秦诸子百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在各种思想流派中，儒家对“义”作了很多论述，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儒家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那就是重义轻利，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其“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对爱国主义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苏武被匈奴囚禁后宁死不屈，“卧啮雪，与毡毛并咽之”，决不投降；霍去病为抗击匈奴，时刻告诫自己“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戚继光“十年不上望乡台”，扫平为祸多年的倭患；林则徐以诗明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邓世昌立志杀敌报国，牺牲前称自己“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这些英雄人物是传统社会众多爱国志士的代表，他们所表达的“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英勇无私的牺牲精神展现了“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党在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也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当前，党正在领导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奋斗，必须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主义精神焕发出新的活力，汇聚起磅礴力量。

“淳风美俗”的大治理念

　　 天下大治是中华传统文化十分崇尚的政治理念。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典籍中，有许多关于“治世”的论述，如舜帝“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周武王“垂拱而天下治”，孔子认为“至礼不让而天下治”，韩非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三者顺，则天下治”，这些论述反映了古代先哲们对国泰民安社会的向往。在先哲们看来，要实现天下大治，不仅要有圣君廉吏，还要有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习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只有每个人品德高尚、遵纪守法，每个家庭尊老爱幼、和睦兴旺，整个国家才能安定有序，天下才会实现大治，而个人品德和家庭美德的养成需要良好的社会风气，所谓“淳风足以濯百代之秽”，“美俗”能够实现“国安”。

　　 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良好习俗，其实质是发挥道德教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德治和礼治，其中，德治是礼治的基础，“礼”表现为各种风俗习惯，其核心是道德规范，礼治在本质上也是德治，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传统社会非常注重培育良好的社会风俗。老子描绘的“小国寡民”社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百姓“乐其俗”；庄子认为圣人治理天下，必须“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荀子提倡“广教化，美风俗”，主张用礼义教化来“化性起伪”，通过移风易俗实现“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东汉应劭指出，“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宋代崔敦诗认为，“民俗之厚薄，关于天下之治乱”；明代叶伯巨主张，“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清朝蓝鼎元感叹，“千古治化，全在风俗”。淳风美俗的最重要功能是塑造认同，社会成员对道德要求的内化和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意味着对文化和政治秩序的认同。

　　 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全社会形成文明风尚，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是在传承淳风美俗的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只有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团结奋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