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是“863”计划的提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我国近代物理学宗师。“两弹”研制时期，这位享誉国际的大科学家响应祖国号召，于声名鼎盛时毅然隐姓埋名，到戈壁荒漠出生入死铸就核盾。身份解密后，古稀之年的他四处奔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为祖国的高科技事业拔锚扬帆。王淦昌科学报国的忠诚和壮举，为世人所怀念。

       一颗“争气弹”背后

1960年8月，一封名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从原二机部发出，向所属单位郑重宣告：“今后我部的事业完全由我们自己干，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变化，必须抛弃一切依赖思想。”这是因为就在1个月前，赫鲁晓夫集团召回全部在华专家，苏联对我国核物理研究的有限帮助彻底停止。既无学科积累、又无设施设备的我国核武器事业，一时前路迷茫。

　　关键时刻，党中央下定决心，以苏联提出毁约的年月“596”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号召大批来自各地的科学家、中青年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向核武器事业发起攻坚。正是在这时，王淦昌来到了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那是1961年4月3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党中央通知，希望他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核武器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参与相关工作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更要断绝一切海外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王淦昌当场表态：“我愿以身许国！”并在第二天就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从此，享誉全球的大科学家王淦昌消失了，一位名为王京的学者悄然来到北京花园路九所，成为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负责人。

　　为了打响这颗“争气弹”，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立志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然而，从无到有谈何容易？人才短缺就是第一个“拦路虎”。那时我国近代物理刚刚起步，参加核武器研究的人员虽说都是原各单位的技术尖子，但专业上并不对口。年过半百的王淦昌以前研究实验物理，对当时所需的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等并不熟悉，也只能从头学起。但他知识面广，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很快就能给手下的年轻人授课，还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技术介绍给大家，进而提出了“炸药透镜法”“真空浇注法”等，解决了许多理论和工艺方面的问题。

　　技术是第二大问题。爆轰实验技术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重要基础，王淦昌经常不顾危险，亲自动手浇注、调整炸药部件。在早期的“十七号工地”上，炸药浇注是在一个通风极差的小工号里进行的，而且需要人工搅拌。由于炸药配方和工艺都在摸索中，操作者除了吸入TNT有毒气体外，还要面对萘、卤蜡等其他有害气体。王淦昌是年纪最大的科学家，年轻人怕他身体出问题，不愿让他接触这个环节，他就趁大家不注意时钻进工号，坚持把工作一抓到底。就这样，王淦昌带领同志们不断改进实验，解决了炸药质量问题，突破了测试工作的技术难关。

1963年初，核武器实验、设计、生产等方面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位于青海金银滩的221基地。王淦昌也和年轻人一样，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只身来到了这片荒滩。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产生了高原反应，糌粑、干菜等简劣饮食还诱发了其他健康问题。但王淦昌依然坚持快节奏工作，整日深入车间、实验室和实验场，走过了221基地每一个有爆轰实验装置的地方。

　　特别是在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起爆前的那段时间，作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的成员、冷实验的总指挥，王淦昌一天不落地到各作业分队检查指导工作，大到试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根雷管的安装，都要亲自督阵。10月16日当天，他甚至自己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一直忙碌到“零时”前，王淦昌才来到主控站和大家会合。当现场的高音喇叭读秒结束，凝结了无数人心血的核爆炸火球喷薄而出，巨大的蘑菇云轰然升起，王淦昌激动万分。

       从一个高峰攀向另一个高峰

　　为原子弹诞生做出突出贡献后，1966年初，王淦昌又与同志们一起制定了氢弹的爆轰模拟实验方案，顺利解决了引爆设计的关键问题。在研究的间隙，他开始思考：能不能利用现有核物理技术，以激光打击加热氘核产生聚变中子，实现核聚变能可控利用？

　　为此，王淦昌与几位专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全国核电发展的统一规划和集中领导，力图从根本上帮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类摆脱能源危机的困境。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回忆，王淦昌为了促进核电事业发展，不顾年纪和身份到处游说。一次，中央书记处邀请科学家为中央领导开讲座，王淦昌听说了，也主动要求去讲一课，题目就是《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

　　同时，王淦昌也开始关注新的战场——高科技领域。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集团针锋相对地制订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法国牵头的西欧17国、日本、印度、韩国等都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国内有关部门也开始考虑对策，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前瞻性的战略设计更显不足。

　　王淦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1986年3月2日，他和王大珩、陈芳允等老科学家经过多方分析论证，联名致信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仅3天后，邓小平就在他们的建议上作了批示，指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因为科学家上书和小平同志批示都在1986年3月，所以我国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就简称为“863”计划，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正如王淦昌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所说：“在60多年的核物理科研生涯中，他对新鲜事物的高度敏感性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地从一个高峰攀登到另一个高峰。”

　　（摘编自《保密工作》2021年第7期 齐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