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阳光很好。一早就得到消息，90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要来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心想，这次一定要再见见他。对于黄永玉先生，我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崇敬和仰慕。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文学大师沈从文的表侄，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更因为他的智慧，他的“可爱”，他的有意思的个性。
第一次见到黄老，是1998年10月。那是40周年校庆前夕，学校召开一个沈从文国际研讨会，黄老应邀莅临指导。期间，黄老拨冗为广大师生做了个讲座。当时学校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学术报告厅，黄老的讲座就安排在第一教学楼的1107教室。只能容纳两百来人的阶梯教室差点被挤爆，讲台下面都站满了闻讯前来的师生。我稍微去晚了一点，也没占到座位，只能在讲台的左侧站着听完。这样虽然累一点，却能够很清楚地听见黄老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也能更真切地目睹先生的风采。记忆中的黄老，戴着一顶贝雷帽，嘴衔烟斗，一副极洒脱的样子。他的讲话也很随性，丝毫没有大家的架子。他像一个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平常的长者，微微地笑着，跟我们讲他小时侯逃学与流浪的经历，讲他与他的从文表叔的交往。说到沈从文，他充满了感情，也特别兴奋。他说，沈从文虽然只上了三年学，但却非常有才气，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字，就已经颇有大家的风范；沈从文对名利非常淡泊，他喜欢文物，到了晚年，用稿费买了一些古董什么的，研究、欣赏完后就随便送人；沈从文生活十分随意，有时为了方便，直接把尿壶放在写字的桌子下，这样既节省时间，又减少了上厕所的麻烦；沈从文大智若愚，充满了孩子气，70年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连连说，这个人造的卫星怎么就上天了呢，这么大的喜事，我一定要入个党做个纪念。说到这里，黄永玉笑了起来，说我表叔真是天真，党是随随便便想入就能入的么？听的人也都笑了。
讲座讲到一半，黄老突然停下来，孩子似的说：“我不会讲了，就讲到这里吧，我这个人不会讲话，回答问题还可以，接下来，大家提问，我来回答好吗？”面对一脸孩子气的黄老，台下又是一阵笑声和掌声。我听过很多并非大家的讲座，一个一个都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仿佛非得装成那样子才显得严谨才像个学问家，要是遇到疏漏的地方，他们会拼命掩饰和补救，生怕失了自己的面子。而我眼前的黄永玉先生，他的随性和坦然，让我立刻肃然起敬。我相信他确实是因为一时状态不好，讲不出满意的效果，所以索性就不讲了。但他并不硬撑面子，而是坦诚地说“我不会讲了”，以回答大家问题的方式来完成讲座。真正的艺术家的创造，都是自己天性的完全呈现。我想，黄老的讲座也是，浑然天成，毫不雕饰，反而更让大家发自内心地喜欢。
接下来的提问环节，气氛异常热烈。我因为靠黄老比较近，便也给他递了个条子，问他对朦胧诗的理解和看法。因为我知道黄老不但画作得好，写诗也是一流，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还得过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优秀新诗奖一等奖。他回答说，因为写诗的缘故，他跟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等人有过接触，虽然自己不写朦胧诗，但对好的朦胧诗还是比较欣赏的。谈到有人说读不懂朦胧诗，擅长讲故事的黄老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人说看不懂毕加索的画，毕加索问，你听过鸟叫吗？那人回答，当然听过。毕加索又问，好听吗？那人回答，好听。毕加索笑着问，你听得懂吗？那人回答，听不懂。多么绝妙的回答，多么智慧的理解。好的诗歌，好的艺术，都是用来感受的，不能用看得懂与看不懂来简单判定一首诗或一件艺术品的好坏。看得懂的不一定是艺术，看不懂的也许恰恰是真正的艺术经典，如毕加索的画。
2006年，黄永玉先生把几十件跟随他一生的艺术珍品和宝贵收藏，无私地捐献给了吉首大学。2006年10月1日，在黄永玉艺术博物馆的开馆典礼上，我再一次见到了黄永玉先生。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在无数镁光灯的照耀下，先生牵着他的小孙子和小孙女，从齐鲁大楼长长的红地毯上走下来。这一次，黄老没有带帽子，也没有衔烟斗。80多岁的先生，头发已经稀疏，牙齿也脱落不少，但步伐依然矫健，笑容依旧精神。他的发言，很是简短，却让很多人落下感动的泪水，如同他那篇短得不能再短的散文名作《乡梦不曾休》。他说：“同志们、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感谢各位老远到我的故乡首府吉首的吉首大学来。我的收藏，我的作品，跟全国的收藏水平，全国的创作水平相比，算不得甚么！这只是我离开故乡在外浪荡了一辈子，羞涩行囊里的一点点对家乡的奉献而已。这种奉献的思考和选择，是我听了好朋友美国佬哈维先生和小波夫人有说服力的忠告的结果。听我的好友、律师向天桂女士说，捐献文物法律条例中，有一两条成文法这样说：捐献人不在人世后，捐献人家属生活困难时，接受捐献方面应给予关心照顾……这种好意真美，真温暖。因为这次的捐献是我们一家共同的决定，对这种好意，我们全家心领了。我告诉我的子女，有朝一日真沦落到讨饭的地步，千万记住，离吉首大学的大门越远越好！谢谢！”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泪水流出来，洗亮了心灵的世界。
2007年8月29日，我从银行办完事回来，刚进学校大门口，就看到了一副醒目的横幅：“欢迎文化大师黄永玉先生来我校讲学”，心中一阵窃喜。那次黄先生讲座的题目是：《一个画家心里的文化》，估计又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拉家常似的讲座，我真想听。兴冲冲跑到摆放宣传板的地方一看，顿时遗憾不已。讲座的时间是上午9点，早就过了。我在当天的博客上写道：“唉，今天我真伤心，因为我错过了黄永玉。”
机会到底还是来了。2013年岁末，黄永玉先生借在长沙举办 “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的机会，抽空回到了让他“乡梦不曾休”的湘西老家。“黄老来了！”12月3日下午3点，90岁的黄老戴着帽子、拄着拐杖出现在齐鲁大楼前坪，引起了现场一阵小小的骚动。黄老健步走下台阶，跟迎候在黄永玉艺术博物馆门口的志愿者和粉丝们一一打了招呼后，便在校领导的陪同下，迫不及待走进馆内，探望他的那一件件“宝贝”——他的艺术作品和收藏品。来到前庭一副洗在宣纸上的大幅照片面前，黄老看到照片中衔着烟斗的自己说：“带了两个大耳环。”因为照片是在凤凰家里那扇仿古的大门口照的，两个大门环刚好挂在照片中黄老的两只耳朵上。一行人都被他那独具魅力的“黄氏幽默”逗得哈哈大笑。
对于博物馆中的那些“宝贝”们，作为主人，黄老是再熟悉不过了，当然也最具有发言权。几乎每看一件作品或藏品，黄老都要细细打量，并向随行的人详细介绍它们的来历、价值或其背后的故事。看到“阿诗玛”，黄老说，阿诗玛活到70多岁，晚年过得很凄苦。言语中充满了对自己艺术原型的深切悲悯。黄老有一副画，画的是一只长翅膀的老虎，是专门为吉首大学的学生而作的，画上题了一句话：“读书就像老虎长翅膀。”黄老回忆说：“有人问我吉首大学有没有美术系，能不能培养几个像黄永玉这样的人才出来？”说到这里，黄老又开心地笑了。我们都知道黄老为什么笑，因为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的黄永玉，可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呢。在艺术人生展厅，一位工作人员指着一张摄于文昌阁小学的老照片问：“黄老，他们说从右边数起的第二个孩子是您，今天向您求证一下，请问是您吗？”黄老仔细辨认了许久，笑着说：“有点像我。”说得大家都笑了。他接着又指着照片上那座桥说，那时候，有个叫刘正东（音）的同学从照片上的那个桥上摔下来，那么高，一点事都没有，爬起来就走了。90岁了，童年的记忆依然如此清晰，难怪黄老的艺术之源永不枯竭！
黄老珍爱着他的每一件“宝贝”。尤其是对于他的那些藏品，他边看边赞不绝口：“这个好！这个好！”并耐心地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怎么“呵护”它们。他对陪同他的书记和校长说，“这么多东西，摆在我家里，摆在哪儿？”言外之意就是家里是放不下的。黄老丝毫不认为自己的捐赠是慷慨之举，而是他的家里放不下它们。其实谁都知道，家里财物多得放不下就非要捐赠不可吗？更何况，黄老有很多个住宅，光是北京的万荷堂就占地好几亩。
尽管旅途劳累，黄老仍坚持走完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最后才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在博物馆一楼茶厅小憩片刻。博物馆志愿者们和他的粉丝立即抓住机会，纷纷围拢过来，请他签名留念。我也走上前去，请求跟黄老合个影，黄老愉快地答应了。听我说我也是他的粉丝，他问：“你读过我的书？”我说读过很多。确实读过很多他的书，他几乎每出一本新书，我都要买来拜读。《比我老的老头》、《黄永玉自述》、《一路唱回故乡》，等等，他的每一本书都充满人生的大智慧。黄老八十多岁才开始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巨著《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朱雀桥》，三大本，100多万字，才写到十几岁。我附在黄老耳边对他说：“期待您早日把您的长篇小说写完。”黄老笑着说：“怕是写不完啰。”他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么长的小说，他敢在八十多岁才动笔，我就一点也不怀疑他艺术上的雄心。不过我又想，黄老已经年届九十，毕竟岁月不饶人啊！
我稍感怅然，但很快，这种感觉又悄然遁形。因为离别时，黄老以他轻快的步伐给了我信心。我盼望着，这个不断创造奇迹的艺术鬼才，交给世界一个完整的“浪荡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