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晚，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做客1356期人文讲座，作了题为“想想城市的另一种方式：城市研究与上海的文化传统”的演讲。他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剖析了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繁荣。
上海与武汉的“双城记”
“都说上海和北京、上海和香港是现代中国的两个‘双城记’，却很少听到把武汉和上海联系在一块的。其实在近代史上，上海的崛起和武汉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罗教授开篇就把主题和我们身处的城市联系起来。
罗教授说，上海崛起的前夜，武汉是清末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是连接内地与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广州的中转站，进出口的货物在武汉通过长江和陆路源源不断的流向广州，武汉得以极大的繁荣。
“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武汉-广州’的双城格局。”罗教授说，“《五口通商条约》的签订，正是上海从小县城发展为大都市的起点。”罗岗教授说：“上海开埠后，立即因其绝佳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进出口物流，广州的贸易地位一落千丈，武汉也难以幸免。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给沿江（长江）城市来毁灭性打击，自然也包括武汉。而上海的租界因太平军信奉基督教，而免于战火。在外国租界的拉动下，上海迅速发展。二三十年后，他一跃成为远东的大都市。” 
“鸳鸯蝴蝶派”非复古，是城市文化产生的标志
任何年轻的城市或国家，迅速崛起后必然显出文化积淀的单薄。但为何上海能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又在19世纪末成为江南的文化中心呢？
罗教授分析道：“其中还是有太平天国的因素。因为战争，原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逐渐向上海转移，转移过程中又和西方舶来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
他说，现代意义的城市文化的标志就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当时的上海具备了大众传播媒介兴起的条件，一是技术条件，西方先进的印刷术，促进了报纸等媒介的发展。二是社会条件，现代工商社会形成——报纸的赢利由销量转为广告——商业的广告需求刺激了报纸的扩版——扩版促进副刊的产生——副刊成现代文学最重要的阵地。另一方面报纸杂志有了固定的读者群——“白领”。作为“外企”的职员，他们有固定闲暇时间，有购买能力又有文化程度，对新闻的需求自然产生。
“上海文化就是新型的传媒文化、市民文化。”罗教授总结到，“‘鸳鸯蝴蝶派’，你们可不要以为它是封建复古的象征，恰恰相反，它所代表的就是上海兴起的市民文化，该派创办的近代文学杂志《礼拜六》甚至打出了这样的宣传语：‘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可见当时上海市民文化的发达。”
“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地标”
罗岗解释“想象城市的另一种方式”：“不仅去看所谓的地标建筑，更要去看看城市在保护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做得如何。”
作为总结，罗教授引入了上海城市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精英文化是“去地方性”，他们会让高楼大厦、商业中心占据城市。“市民文化”是真正能代表地方文化传统特色的。
结合现场听众关于江汉路与南京路的问题，他坦诚：“我没去过江汉路，不好发表评价。但我对南京路的改造还是有一定看法，改造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国际化，不注意传统文化的保存，严重破坏了南京路的商业氛围。有99年历史的‘洪祥百货’的被迫拆迁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一位听众问道：“上海在近代是传媒文化中心，但现在众所周知，广州的传媒业明显发达于上海，是什么原因？”罗教授认为：“是两地传媒人的差距问题，而是改革方式的差异。广州是‘大社会，小政府’，传媒业的自由度高，更敢说真话。而上海的政府主导力明显强很多，传媒业受限制太多，现状失望，《文汇报》这一百年老报的衰落也印证于此。”
记者团 钟声 陈敏 摄影报道
罗岗，出生于 1967 年 9 月。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 20 世纪中国文学。
所教课程 ：中国现当代文学、晚清小说研究、视觉文化导论等。
发表论文 ： 《人和城市：一股新的审美思潮》、《现代派文学的中国接受研究》、《文化·审美·创新——当代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问文学评论》、《论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人生此境——怅想弘一法师》、《边走边唱——都市音乐人的精神困境》、《微命——浔僧——曼殊和尚》、《学会聆听》、《记忆与遗忘》、《重复的梦魇》、《寻求“第三条道路”》、《文学香港：想象城市的一种方式》等等。
专著 ： 《生命风景线》、《无声的黄昏》、《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记忆的声音》、《批评空间的开创》、《梅光迪文录》、《面具背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