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看待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是一个社会各界都关注的重要议题。我们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从本体结构、自生结构、外在结构等三个研究维度，分析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指出：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而且大部分可以开发和利用。一方面，文化遗产具有被动和受影响的特点，可以把文化遗产放在布迪厄所谓的“场域”（即乡村、小镇、城市）当中考察；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也具有自主能动性，带有自生结构，这些遗产具有吸引和配置资源的结构和功能。
关键词：文化遗产;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本体结构;外在结构;自生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为我们探讨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指出了方向。但是，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机理和学理是什么，还需吾辈学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去用心琢磨和深入分析。
一般认为，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问题，引起了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等众多学科专家的讨论，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有关企业的投资与经营。来自学界、政界、商界的观点很多，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两种旗帜鲜明的、相互对立的看法和态度：第一种是悲观的，认为文化遗产大量流失，情况危急，强调以原真性保护为主；第二种是乐观的，认为文化遗产有市场价值，可以利用，主张以商业性开发为主。笔者拟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研究思路，走出现实社会中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二元选择的困境，换一个角度看待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
二、分析框架
为什么在文化遗产研究中依然存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路？为什么在现实的文化遗产工作中会出现保护与利用二元选择的困境？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悲观者还是乐观者，都带有本位主义的倾向，即从自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或采取行动。正因为他们是带有本位主义的专家、行政官员、商人，所以他们的主要思路是就文化遗产谈文化遗产，至多是就文化遗产谈旅游发展和商业经营。显然，这种思路不够开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中国经济社会急速转型[1]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我们需要综合运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论”1[2]、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3]、费孝通的“文化开发利用观”[4]、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2[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内源型发展”理论3[6]、迈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7]等，分析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出保护与利用二元选择的困境。我们既不能纠缠于文化遗产是否为文化资本或资源、是否可以开发利用的问题，也不能只是停留在分析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主体性等议题的层面，因为人文科学各相关学科关于此议题已经作过很多探讨。在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过程中，除了保护与利用的对立、现代对传统的替代之外，还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并存、联结等不同的方面。
如表1所示，我们知道，“结构-功能论”分为古典的和新古典的，两者在理论来源和研究取向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主要分析文化遗产现在是什么，是一种静态分析的研究路径；后者可以分析文化遗产为何变化、何时变化、如何变化，是一种动态分析的研究路径。本文特别想探究的是：一方面，文化遗产会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外在结构和因素的影响，而被动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另一方面，把文化遗产当作李培林所说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认为文化遗产可以能动地自我发展，自主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一些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自在功能或自扩功能。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文化遗产在一个地方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会成为可以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因素，我们称之为“结构遗产”。文化遗产的这种内源性、结构能动性，有助于文化遗产自身形成一些新的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由此进一步地进行资源配置和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表1“结构-功能论”：古典的与新古典的差异分析下载原表
表2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三层次分析法下载原表
其次，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文化遗产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跳出本位主义的困境，将文化遗产放到一定的“外在结构”（如城市老街区、特色小镇、传统村寨等）中考察和分析。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在探索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层次分析法，在分析老字号、老商街与城市竞争力三者的关系时分别采用了“自下而上”[8]和“自上而下”[9]两种不同的三层次分析法，在分析老字号及其与所在行业、小社会、大社会的关系时采用的是四层次分析法[10]。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11]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12]，分析文化遗产在城市老街区、特色小镇、传统村寨等三种不同的“外在结构”之中是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现代”转型的。本文的“外在结构”一词与布迪厄的“场域”（field)4、吉登斯的“结构”（structure)5是近义词，文化遗产所在城市或地区甚至整个国家是宏观的大场域或大结构，文化遗产所在城市老街区、特色小镇、传统村寨是中观的小场域或小结构；而“文化遗产”与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吉登斯所谓的“资源”等具有同样的或类似的性质，属于微观层面。由此形成了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的微观—中观—宏观三层次分析法，如表2所示。
综合表1和表2，我们形成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三个研究维度。第一个研究维度从文化遗产的本体结构进行分析，把文化遗产视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源，具体研究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第二个研究维度从文化遗产的外在结构进行分析，把文化遗产放在布迪厄所谓的“场域”或吉登斯所谓的“结构”（即乡村、小镇、城市）当中考察，看文化遗产是如何被外在结构影响的。此时分析的是文化遗产的被动、受影响的一面。第三个研究维度从文化遗产的自生结构进行分析，把文化遗产视为结构遗产，它不但可以自扩地生成各种企业、组织甚至产业集群结构，而且可以影响其外在结构（如国家、地区、城市、小镇、乡村等）。如表3所示。
表3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三个研究维度下载原表
三、本体结构层面：作为文化资源和资本的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
在人文科学研究的传统中，考古、文物、博物馆、历史等领域的学者，通常比较关注实物性的历史古迹、文献记载的文化遗迹等物质文化遗产，较少关注民间口头传承的故事、没有书面记录的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1世纪以来，我国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热潮，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民间文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担当起了时代的学术重任，但是，他们通常更多地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少分析物质文化遗产，更少地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类文化遗产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文化遗产研究者主要形成了两支队伍：一支队伍以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为主，其中考古、文博研究者比较多，也有一些历史研究者；另一支队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为主，其中民俗学、文学研究者比较多，也有一些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相应的，这两拨学者通常只研究上述两类文化遗产中的一类，或者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兼顾两者。我们应该打破这种泾渭分明、画地为牢开展研究的状况。
笔者所在的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学者们通常研究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年前（2011年），笔者带队在北京调研中华老字号时走访了几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创于1405年的鹤年堂养生文化的传承人，创于1853年的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创于1911年的盛锡福皮帽制作工艺的传承人等。2012年，笔者带队在广州调研老字号时了解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于1600年的陈李济中药文化，创业于1828年的王老吉凉茶配制技艺等。2013年，在北京拜访了创于1900年的张一元茉莉花茶窨制技艺的传承人6。2014年，笔者在昆明老字号宝翰轩，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展示书画装裱技艺。2015年，笔者带队去海南省五指山市郊区农村，见到了黎锦传承人，了解了这项国家级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续的情况7。2016年，笔者带队在广东省连南瑶族山区调研，见到了瑶族耍歌堂和瑶族长鼓舞（两者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排瑶牛皮酥制作技艺（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就这样，从2011年到2020年，笔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10个年头。由此，笔者对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形成了一些基本看法。
第一，在进行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研究时，不能只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看不到物质文化遗产，要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结合起来，加以整体性的分析。2016年初，笔者受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政府的委托，调查研究海南的一个千年古城——府城的历史文化。在收集和整理历史文化遗产时，提出了一个涉及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九位一体”研究框架，框架内包括文物、军政（政治和军事）、教育、宗祠、商业、艺术、民俗、宗教、生态等九个方面的文化遗产。这可能跟笔者的学术背景有关。1983—1987年笔者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时学习的是民族学专业，系里同一个年级的另一个班是考古学专业的同学，表明在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应该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以人类学的整体论来看，在分析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时，如果只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只看到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不全面的。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文化遗产体系。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提倡在分析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时，应该基于人类学的整体论，把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类文化遗产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看清楚各种不同的文化遗产在功能上是如何创造性转化的，在结构上是如何创新性发展的，这些正是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所要探讨的。
第二，要重点研究那些作为文化资源和资本的文化遗产。（1）并非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具有可开发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性质。到底哪些文化遗产比较容易转化为现实经济价值，哪些文化遗产不宜转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根据笔者在国内外多个地方的调研，古老建筑、食品小吃、手工艺品、节庆、民间医药等之类的文化遗产比较容易利用、传承和发展，民间传说、口头文学、地方戏曲、传统狩猎技艺、传统耕作技艺、传统渔业捕捞技艺等之类的文化遗产面临衰落。（2）目前，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持续投入，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放进了博物馆、校园、传承人工作室等非营利场所当中，这是好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很好地记录、保存、传承等。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在博物馆、校园等公益场所里探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把文化遗产放在城市老街区、特色小镇、传统村寨等活生生的现实市场情境之中，我们才可以知晓哪一些文化遗产比较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哪一些文化遗产比较容易产生市场价值。
四、外在结构层面：把文化遗产放在场域和结构（国家、地区、城市、小镇、乡村等）中分析
跟经济学研究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研究层次不同，绝大多数学者把文化遗产研究当作微观研究对象。换言之，对文化遗产的分析，绝大多数是微观研究。把文化遗产放在小场域和小结构（城市老街区、特色小镇、传统村寨）中分析的中观研究虽有，但不算多；把文化遗产放在大场域和大结构（所在城市、地区甚至国家）中考察的宏观研究，就更少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中观和宏观研究。
2006年，商务部开始实施“振兴老字号工程”，并在当年颁布了第一批“中华老字号”的名录。2008年，商务部等14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年，为了进一步促进老字号的成长，商务部又颁布了第二批“中华老字号”的名录8。李培林指出：老字号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商业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弥足珍贵[13]。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笔者认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传统文化的断裂，从硬件到软件都应该有“文化城镇化”的意识，在城镇化的规划阶段就要为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规划出市民文化生活的场地，注意保护文化遗产的地域特色[14]。
从2016年到2019年，笔者连续参与了两个中英联合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弘扬民族文化产品的意义：基于都市创意产业生态的研究”（2016—2018），第二个项目是“地方制造：设计视角下文化遗产潜能发掘”（2019—2021）。通过对中英两个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和英国都是世界上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大国，文化资源丰富，都面临传承与复兴文化遗产的重任。面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由于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国情和体制不同，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研究视角和实践路径方面：英国走的是以自下而上为主的路线，中国采取的是以自上而下为主、兼顾自下而上的办法[15][16]。
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尝试将文化遗产分别放在各类城市的老街区、放在特色小镇、放在乡土村落等不同的场域或结构之中分析[17]。比如，笔者已对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街区复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18]，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新功能主义”，并剖析了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的新价值[19]。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加系统的“结构-功能论”研究范式。比如，我们试着从“结构-功能论”角度，以福州市三坊七巷的前世今生为例，着重分析它的四次重大“结构-功能”转型9。
三坊七巷始于晋代，昌盛于明清至民国时期，从其结构-功能来看，形成了以一条中轴街肆为中心的三个坊和七条巷格局，故称“三坊七巷”，亦可美称为“中国城市里坊制度活化石”。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表面上只是贵族和士大夫的聚居地，其实不然，它除了是达官贵族的居住区之外，还是与福建地区广大乡土社会相对应的中心城市，也是由周边普遍存在的农业经济所支撑的市场贸易和商业服务中心。
自1949年到21世纪初期，随着进驻单位和入住人口的增多，工业仓储、行政办公用地约占12%，三坊七巷不但逐渐丧失了上述各种经济结构和社会功能，还出现了各种问题：坊巷古韵日渐式微，名人故居破落不堪，市政设施配套匮乏，安泰河污染严重，消防设施简陋和落后，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
21世纪初期，福州市的土地资源日益稀少，有的房地产企业看上了三坊七巷这个老城区的地块，企图大规模开发。尽管觉悟甚高的福州市居民从一开始就通过各种方式试图阻止，但当这家开发商在三坊七巷的一个边角区域拆除一些古老建筑，盖起几栋商品房之后，福州市居民才真正阻止了房地产开发项目。时至今日，当我们走访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三坊七巷的古建筑群缺一个角，在那里我们见到的是不和谐的现代商品楼。这是一个无法消除的永远的遗憾。仅从土地利用的商业价值来看，如果把这片近四十公顷土地的建筑全部推倒，建设新的商品住宅楼和商业购物中心，那么的确可以为福州市赢得价值不菲的经济增长数字；但是，三坊七巷的千年发展所积累的名人故居和园林亭台之类的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和民间习俗之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福州市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本。我们不可为了一时之利，葬送掉千年积累下来的无价之宝。
从2005年开始，福州市启动保护、开发和利用三坊七巷的工程，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把三坊七巷打造成了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它已成为福州市旅游观光的一个新去处。在第四次转变中，三坊七巷把当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不同的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既有三个坊（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条巷（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和一条中轴街肆南后街等物质遗产，又有沈葆桢故居、林觉民故居、严复故居等159处国家级、省级、市级保护性建筑，还有一些能看、能玩、能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闽剧、七夕节、肉燕、白炒鲜竹蛏、鸡汤氽海蚌等），这些文化遗产共同释放这个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底蕴和潜能，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综上所述，我们把文化遗产放到历史文化街区这样一种特定的场域或结构中进行结构-功能分析：不但弄清楚了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具有的提供新动力的功能性作用，还进行了结构性分析，更把结构分析与功能分析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与城市复兴的关系。
我们在探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逐渐认识到：（1）文化遗产在现实经济结构中的新价值，可大可小。依托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可能发展出一家小烧饼店、一家小熏鸡店、一家小装裱店、一家小布鞋店等等，也有可能发展出一家产值超过5亿元的牛肉企业（如平遥牛肉厂）、一家产值超过5亿元的酱肉企业（如太原六味斋）、一家产值超过20亿元的食品企业（如北京稻香村、苏州稻香村）、一家产值超过40亿元的饮料企业（如王老吉）等10。（2）文化遗产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场域或结构（如城市复兴、特色小镇建设、乡村振兴）之中境况不同，最差的情形是有的文化遗产濒临灭绝的状态[20]，最好的情形是在城市复兴、特色小镇建设、乡村振兴中很多文化遗产由于具有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特性，不但形成了相关的企业和产业链，而且形成了产业集群[21]。比如，在海南岛潭门镇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当地渔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单是这个镇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而且逐渐形成了目前的旅游产业规模和影响力，逐渐形成了以当地的海洋文化遗产为主的内源性竞争优势[22][23]。又比如，贵州雷山县的“千户苗寨”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展示苗族的建筑、歌舞、服饰、银饰、手工艺品、语言、饮食、传统习俗等，不但完整保存苗族原生态文化，而且形成了苗族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集群[24]。再比如，中英两国在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发展上出现了不同取向，但两国都同时出现了新的结构-功能转型：原有传统技术和产品品牌成为当地新兴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有了新的功能[25]。
近两年，笔者分别受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云南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邀请，前去作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学术讲座。在讲座中，笔者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角度，对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特色小镇建设、乡村振兴中的新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深受教学、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等的欢迎与喜爱，听众热情高涨，现场气氛活跃，社会影响力较大。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还是存在不足的，因为我强调的是，文化遗产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外在结构和因素的影响之下，会被动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这种对影响文化遗产的外在结构的分析，虽然比那些画地为牢的本体结构分析思路开阔一些，却忽视了文化遗产的能动性及自我生长能力。
五、自生结构层面：把文化遗产视为结构遗产
2017年，笔者在探讨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得出的初步结论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是互补和递进的，都离不开结构遗产的作用11[26]。本文中，我们把文化遗产视为结构遗产，说明其具有配置资源的结构-功能，即李培林所说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是一种崭新的观点。笔者知道，在文化遗产界，无论是文博专业的学者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者，很多人不一定理解或赞成此论点。目前，无论是搞文博的还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绝大多数都是以本体研究为主，研究目标主要是文物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少数研究涉及文化遗产与外在结构（如国家、地区、城市、小镇、乡村等）的关系，很少有人探究文化遗产如何发挥作用。近两年，笔者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了特色小镇的竞争优势和内源型发展。我们涉及了海洋文化特色小镇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京族海洋特色小镇广西东兴市江平镇，贵州省的三个典型小镇——酱香白酒文化特色小镇茅台镇、黄果树瀑布文化小镇黄果树镇、苗族民族文化小镇“千户苗寨”等全国各地多个不同类型的特色小镇[27]。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文化遗产在一个地方或城市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结构性，成为可以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因素，我们称之为“结构性遗产”。文化遗产的这种内源性、结构能动性，有助于它自身形成一些新的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由此进一步进行资源配置和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本文中，笔者从文化遗产可开发利用的角度，不只把文化遗产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类，而是根据文化遗产的结构性特征，把文化遗产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物质性结构遗产、制度性结构遗产、风俗性结构遗产，它们都可以称得上是自生结构的文化遗产。
物质性结构遗产，主要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城、古镇、古村、古建筑群、古寺庙（如白马寺）、古墓葬（如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古碑林、古长城、故宫、历史文化街区等物质性文化遗产。这类不可移动的遗产，通常归属各级文物部门管理。对这类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主要以物质性结构遗产（如古长城、古寺庙、古墓葬、古镇等）为主体，将其营造为名胜古迹或4A、5A级旅游景区，供游人休闲、观光、游览。这类物质性结构遗产（如故宫、长城、少林寺、清东陵、清西陵等）建筑结构和布局比较完整，基本保持原真性；建筑群规模比较大，自成体系，可以形成一个景点或景区。因为它们保留古代的建筑群、建筑结构和布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生结构”），人们就可以进行观光旅游规划和设计，对其进行自我资源配置，由此，它们的功能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尽管它们原来的功能大不相同（如故宫是皇家宫廷，长城是北方防御建筑，古寺庙是僧侣修行作法的场所等），但如今它们不约而同地都变成海内外游客休闲、观光、玩乐的景区。这个类型很常见，我国各地都有，世界各地也都有。在中国，这类物质性结构遗产通常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它们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具有独特性甚至唯一性，因此，人们可以将它们发展成国内外游客前往的优质旅游目的地。第二种类型主要以一个地方的物质性结构遗产（如古城、古镇、古村、历史文化街区等）为基础框架（即“自生结构”），在当地政府或旅游公司的大力投资经营下，深入挖掘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歌舞、餐饮、手工艺品等），并将这些活化的文化遗产集中在一个地方（如古城、古镇、古村、历史文化街区等），以五彩缤纷的方式呈现出来，吸引国内外的观光游客。这一类物质性结构遗产（如山西平遥古城、江苏周庄、浙江乌镇、云南和顺古镇、成都宽窄巷、福州三坊七巷、广州西关古街等）的建筑群和布局也比较完整，基本保持原真性。但是，与第一类物质性结构遗产稍微不同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尚未对它们进行历史文化的旅游开发，只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开始进行历史文化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如今，它们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通过各种方法集中展示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和风土人情，而且给外来游客提供吃、住、行、购物、观赏、游玩等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换言之，原有的文化遗产结构，可以装下各种与过去不同的功能（参观、购物、观赏、游玩等），可以发展成4A或5A级旅游景区。这类物质性结构遗产，通常或是历史文化名城，或是历史文化名镇，或是历史文化街区等，因此，可以将这类物质性结构遗产发展成具有独特韵味的景点，或者大都市中独特的历史文化景区。
制度性结构遗产，主要指一些地方举行的大型传统节庆、大型祭祀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即“自生结构”），通常带有民族性、地方性、历史传承性等特点。这些节庆或活动等因为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所以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即它们有相对固定的举办地点、举办时间、活动内容等。这类遗产也大致可以再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主要指一些大型传统节庆活动（即“自生结构”），如广州春节花市、北京春节庙会、海口元宵换花节、大理白族三月三、蒙古族那达慕等，都属于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各地、各个民族，在不同的时节，都有不同的节庆活动。这些大型传统节庆，都有很多人参加，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这么多人来参加活动，都需要消费和娱乐。应该充分挖掘当地文化（如歌舞、饮食、手工艺品等），以满足国内外游人的需求。第二种类型主要指一些大型祭祀活动（即“自生结构”），如山东曲阜祭孔大典、陕西黄帝陵公祭活动、福建妈祖祭祀大典、广东何氏祭祖大典、河北清河张氏祭祖大典等，都属于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各地、各个民族，在一年中的不同时节，举行不同的祭祀活动。每一年到一定的时间，人们就不约而同地从世界各地赶到某个地方，参加某种祭祀活动。这些活动有些是官方组织的，以社会效益为主，不太注重经济效益。其实，这些大型祭祀活动还可以办得更好，不单政府可以出面组织，而且民间机构可以参与组织；不仅可以获得社会效益，也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习俗性结构遗产，主要指一些地方长年累月流传下来的食品、餐饮、手工艺、歌舞、戏曲等几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即“自生结构”），通常具有可吃、可用、可观看等特点。歌舞戏曲方面，在江苏省苏州一带很流行的昆曲，在福建省泉州一带很流行的南音，都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很流行的醒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艺方面，浙江东阳木雕和青田石雕、广东佛山木版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等，都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食品方面，有北京蜜饯、广州鸡仔饼、厦门鼓浪屿馅饼等；餐饮方面，有广式早茶、海南老爸茶、北京烤鸭、天津狗不理包子等。这些文化遗产，或者已成为某个地方吸引人的小吃，或者已成为某个城市富有特色的礼品，或者已成为某个地方令人流连忘返的因素。这些文化遗产，不但可以发展出服务当地旅游的各类企业，而且可以发展出面向游客的产业集群（如餐饮、食品、手工艺、歌舞、戏曲等方面的产业集群）。
综上所述，我们把带有自生结构的文化遗产分为三类，即物质性结构遗产、制度性结构遗产、习俗性结构遗产。它们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还像李培林所说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能动地自我发展，自主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一些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以及一些自在功能或自扩功能。上述三类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内源性、结构能动性，不仅有助于文化遗产进行资源配置，形成自带能量的“小场域”或“小结构”，而且有利于企业、组织、产业、地区、民族、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发展。
六、总结
2016年初，我国开始推行全域旅游12，文化遗产似乎找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表现机会。2017年，《“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要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成立。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积累和沉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之源和文化之魂。文旅融合可以传播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与魅力，向世界展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在我国的文旅融合过程中，如何看待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不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也是文物、博物馆、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各个专业的学者，都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中，我们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理论基础，从文化遗产的本体结构、自生结构、外在结构等三个研究维度，分析了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认为，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不仅仅可以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类，还具有自主能动性，可以带有自生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性结构遗产、制度性结构遗产、习俗性结构遗产三类。这些结构遗产，可以自主生成各种企业、组织、产业甚至产业集群等。当然，文化遗产也具有被动和受影响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文化遗产放在布迪厄所谓的“场域”或吉登斯所谓的“结构”（即乡村、小镇、城市）当中考察，看文化遗产是如何被外在结构影响的。无论如何，文化遗产可以视为一个地方或城市的内源性竞争优势，有利于当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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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英国古典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文化功能论”，指出文化的本质就是功能，而功能就是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时所起的作用。
2面临着我国新一轮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很多学者都认为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李培林指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在影响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
3内源型发展的首要含义是：尊重文化的同一性和各国人民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在形式上，发展应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是为人类服务的。
4“场域”指每一个事物或行动均被行动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因素。
5“结构”可以理解为不断地卷入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
62008年，鹤年堂养生文化、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盛锡福皮帽制作工艺、陈李济中药文化、张一元茉莉花茶窨制技艺等，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06年，王老吉凉茶配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72006年，海南黎锦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被收入保护名录。2009年10月，海南黎族织锦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保护名录”。
8到目前为止，已有两批“中华老字号”的名录，共1128家企业被商务部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这些企业涵盖了几大类行业——食品类、餐饮类、中医中药类、酿造类、酒类、茶叶类、珠宝类、手工业产品类、服装鞋帽类等。
9笔者2016年11月到福州市三坊七巷实地调研。在光禄坊58号，笔者看到了“三坊七巷修复保护成果展”。展厅为明代一位进士的家族住宅，俗称“许厝里”，建筑面积830平方米。
10近五年，笔者陆续到这几家企业（平遥牛肉厂、太原六味斋、北京稻香村、苏州稻香村、王老吉等）作过实地调查。
11我们认为，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线，前面的89年时间里发生了第一、第二轮的转型，后面的68年时间里发生了第三、第四轮的转型，第五轮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
122016年2月，国家旅游局公布了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录，共计262个示范区。2016年11 月，国家旅游局公布了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录，共计238个示范区。2019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共计71个示范区。
作者简介
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 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重点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张继焦主持，编号为2019MZSCX002）和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方勇主持，编号为2018MZSCA00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