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号至9月1号，虽然退休有两年余，仍有幸获邀参加了学校2017年暑期工作会议，收获颇多。

认真聆听了丁烈云校长“深化立德树人、培养一流人才”的主题报告和五位院系领导的经验交流以及小组代表的交流发言，内心非常激动，感觉我们学校的发展质量越来越好，学校朝着自己发展目标奋力疾进的步伐越来越坚实有力了。

我边学边思：我们学校这60多年一路走来，能够发展到今天，真的太不容易了！靠的是什么？我自己认为，靠的就是我们一代代传下来的好的校风，源头应该是九思老院长的“敢于竞争、善于转化”。大家都知道社会上流传着“学在华科”这句美誉，我给全校好多学院都讲过党课，我多次强调：还应该加上一句：“干在华科”！如果说“学在华科”反映的是我们同学勤奋学习的情况，那么“干在华科”反映的则是从九思老院长他们那一代开始，一代又一代华中大教职员工顽强拼搏的情况：周济同志当年坐火车没位子坐，搞几张报纸垫在地上凑合了事；陈立亮、黄树红等同志为学校的发展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学校流传着“泡菜坛子”之说，学校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之才，学校能够跻身全国名校之列，全赖充盈于美丽校园之内的那一坛子“泡菜水”——以“敢于竞争，善于转化”为代表的好的校风。在这坛子“泡菜水”中，每一个师生员工，你不得不被感动、你不得不勤奋学习、你不得不勤奋工作、你不得不在各自岗位上竭尽所能，又为这坛“泡菜水”增添养料，以利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我有幸在这坛“泡菜水”中浸泡几十年，也和绝大多数教职员工一样抱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信念：母校教育培养了我，也抚养了我全家，我自当尽全力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回顾自己从华中科技大学成立到2015年退休十五年间，自己做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一、二、三”三件事：

“一”即一个奖，就是张培刚奖。我在经济学院工作时，和徐长生、张建华两任院长及宋德勇等同志齐心协力，在学校领导的全力支持下，把张培刚奖建设成为国家级奖项。数一数国家“五个一”奖、国家图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陶行知教育奖、钱瑞升法学奖、韬奋新闻奖、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些在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说是举省部之力，甚至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国家级奖项，张培刚奖能够跻身其中，我和我的同事们、战友们百感交集，倍感荣幸。回想起当年周济部长的大力支持，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历史机遇稍纵即逝”的真谛。2009年2月8日，我们第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张培刚奖颁奖典礼，应该可以算是建校60多年来最隆重的一次会议，2名国家领导人、6名省部级领导，众多的经济学科顶级专家学者出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新浪、搜狐、腾讯等主流传统和非传统媒体几乎全部报道了我们会议的盛况，以至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把我们的那次会议列为“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十件大事”之一。

“二”即2篇全国百优。虽然现在教育部不评“百优”了，但当年竞争的激烈程度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好多学校甚至从始至终一篇都未获得，而我们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院却接连获得了两篇。这固然是指导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徐长生院长和我的全力相助、学校的大力支持也是关键因素。

“三”即为学校筹款3000万元。早在合校伊始，在我担任学校首任党委统战部长期间就注意到了筹款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它更关乎学校的声誉和向心力。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注意认真抓好这项工作。到退休时共为学校筹款3000多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要数全国政协委员、丝宝集团董事长梁亮胜先生捐建启明学院大楼的2200万港币了。这完全是靠李培根校长的全力支持才顺利完成的。

我坐在暑期会议的会场上，深为学校昂然向上的勃勃生气所感动。我在想：在华中科技大学，连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为学校的发展出一点力，做几件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也能在学校发展的伟大征程上留下一些痕迹。由此可见，我们学校那坛“泡菜水”的珍贵。我坚信，我们学校的这种好的传统作风一定能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下去。

   （邓华和，学校第一届、第二届党委委员，第三届纪委委员。曾任校统战部部长、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