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我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土木系工业与民用结构专业。那时候学生服从国家分配，不用自己找工作，每年国家教委直接把工作分配名单下发至各院校。1957年上半年，我接到学校通知，得知被分配到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工作，却并未告知所在院系和具体工作岗位，毕业后来华工报到时才知道是从事材料力学教学工作。与我一起分配过来的同一个大班的同学还有三人，其中两人分配在制图教研室，另外一位香港籍同学和我分配在材料力学教研室。
当时力学系还未成立，力学学科只有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两个教研室，都属机械工程系管辖。成立后多年，材料力学教研室都只有庆善骙（曾兼任教研室主任）和潘景安两位老教授，没有副教授，其他教师均为讲师和助教。那时学校对年轻教师没有科研任务或项目申请的要求，只希望大家能在课堂上站稳脚跟，因此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上好课，保证教学质量。我那时只比学生们大五六岁，且无任何教学经验，所以上课时十分紧张。为帮助我们尽快过好教学关，学校专门指派经验丰富的年长教师对我们进行指导，慢慢的年轻教师们也逐步掌握了授课技巧，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我所教的材料力学当时是学校电力、铸造、金相、船海、机械、发配电、动力等大多数专业的技术基础课，学生的专业覆盖面十分广，因此教授这门课程有一定难度。由于我一直很努力，教学效果始终不错。现在学校机械、锻压、发配电等多个专业的许多教师都是我那时的学生，例如材料学院首任院长夏巨谌（博导），当时就修过我的课。
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正常秩序，教学科研逐渐步入正轨。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学术氛围更加自由，我的学术研究范围也相应拓宽，主要包括三个方向：液固耦振理论及应用、复杂结构的屈曲与后屈曲分析、水下结构声与控制。后来科研条件越来越好，我发表的文章也逐年增多。上世纪90年代，力学系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固体力学博士后流动站相继获批，我也成为力学系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这都是大家共同奋斗拼搏的结果。
力学系在1979年上半年正式成立，之后发展一直较顺利，教学科研以及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在建系和发展过程中，有几件令人终身难忘的事不得不提。
第一件事是学校在1977年至1979年间就开始招收力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为力学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为力学系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
当时文革刚结束，学校各方面尚处于恢复阶段，师资储备并不十分充足。要办好力学系，学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方面的难题。考虑到这一点，学校决定开办师资班，力学师资班便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招生的。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是“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招生，我校招了两个力学师资本科班，一个是固体力学班，一个是流体力学班，共有60多名学生。他们1978年春入校，1982年毕业，在校学习4年半，很多学生毕业后都留校任教，没有留校的，由于基础打得牢，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也都有较好的发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现任校长郑晓静院士和兰州大学现任校长王乘教授，均毕业于这届师资班。之后，学校又于1978年至1979年间先后两次招收力学硕士研究生，共30余人。这些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也有许多人选择留校任教。招收的这3届学生充实了力学系的人才储备，为力学系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师资力量。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成为力学系的骨干。
第二件事是1979年初国家教委召开高教座谈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校领导迅速做出创建力学系的决定。
座谈会的主要精神是号召大家拨乱反正，尽快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并立即行动起来。这次座谈会对力学系的成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校当时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早从1977年8月开始，校领导就组织各专业共720余名教师开展调研，了解分析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外著名学府的教学、科研情况，并结合调研结果制定出新的发展策略。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加强基础理论，实现理工结合，将学校从纯工科性大学发展成为理工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当时学校许多专业师资力量都较薄弱，但力学学科已经拥有如李灏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以及一批专业基础扎实的中青年教师，相对而言基础还算不错。因此学校领导在发展理科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力学学科，再加上此次高教座谈会的推动，九思同志迅速做出了成立力学系的决定。经过校领导和相关人员多番讨论，力学系的筹建人员和领导班子也很快确定下来：系主任为李灏，总支书记为钟伟芳，再配备4名副系主任。这样建系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
对力学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件事是邀请钱伟长教授来校讲学。这不仅使我校力学专业师生了解到最前沿的力学知识，也帮助大家树立了办好力学系的信心。
九思同志一贯重视人才。在文革期间，他就已经详细调查了解过许多国内知名学者的相关情况，为网罗人才做足准备。1979年初，九思同志特地派钟伟芳教授（时为机械系负责人之一）邀请国内著名物理学及力学专家钱伟长教授来校做学术讲座。从1979年到1980年，钱伟长教授在我校共举办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讲座。第一次讲座是在1979年3月底到4月初，主题是“有限单元法”。当时这在国外是很热门的专题，但国内所知之人寥寥无几，这次讲座让更多力学工作者和学生了解到这个新兴领域。第二次讲座是在力学系成立之后，主题是“穿甲力学”。两次讲座都盛况空前，以往我校别的学术讲座最多持续一个星期，但钱伟长教授的两次讲座共讲了一个多月，来听讲座的人相当多，无论是力学专业教师、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很踊跃，且都受益颇多。讲座结束后，学校又专门安排钟伟芳教授陪同钱教授到庐山进行“有限单元法”讲义的编写。为了让钱教授安心写书，学校为他安排好了在庐山的所有食宿服务。一个多月后，讲义完稿，我校力学系多位教师参与校对工作，最后该专著由我校出版社出版。这两次讲座不仅大大丰富了大家的力学知识，而且鼓舞了大家的士气，更体现了九思同志对人才的重视、对力学系发展的高瞻远瞩。
有这一系列活动做铺垫，筹建力学系的各方面条件已基本具备。1979年上半年，力学系正式成立。
另一个对力学系发展至关重要的举措就是创办《固体力学学报》。
1979年7月，力学系开始着手进行《固体力学学报》的筹办工作。经过层层申报以及学校和力学界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固体力学学报》创刊号于1980年秋正式发行，编辑部挂靠在我校力学系。为保证稿源及稿件质量，编辑部建立起一张范围广、水平高的审稿专家网。另外，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学报举办多场高质量的固体力学学术讲座，主讲人均为国内知名力学专家，如前三期讲座主讲人分别为杜庆华教授、李灏教授和罗祖道教授，当时吸引了大量力学人才前来参加。《固体力学学报》的创办对我校力学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也加强了我校与校外力学工作者的联系与交流。同时，学报编辑部设在我校，也为我校力学工作者提供了展示才华和成果的平台。学校年轻的力学工作者经常得到主编们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提高很快。可以说，《固体力学学报》为刚刚成立的力学系打响了名声，大大推动了力学系的建设与发展。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件事是学校输送教师出国学习。
文革结束后，为尽快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把在文革中失去的宝贵时间追回来，学校千方百计打开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选拔优秀教师出国深造。为给教师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学校安排好国外所有事宜，并支付国外一切费用。对于当时国内教师来说，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当然，困难也有。当时英语热还未兴起，与我年龄相仿的那批教师读书时所修的外语大多为俄语，大家英语水平都不高。我那时已经45岁，在英语学习特别是口语上面临很大困难。为帮助我们攻克语言关，学校于1980年暑假在庐山开设英语培训班，授课教师均为我校英语系专业教师。另外，学校还专门聘请外教为我们上口语课。培训为期两个多月，全校共有100余名教师参加，我们力学系教师就有10多名。
1980年10月，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导师是该校土木系教授D. E. Beskos，研究方向为边界元方法及应用。那时，除了抓专业学习外，我还利用课余时间苦练英语。我经常在晚上去教堂找当地的老太太交谈，锻炼听力和口语。因为有一定的英语功底，再加上分外勤奋刻苦，我在国外9个月就掌握了边界元方法的相关知识。1981年7月，我学成回国。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是力学系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教师，在我之后还有多名教师被送出国学习，如钟伟芳教授和杨挺青教授等。出国深造的力学系教师们通过在国外的学习，了解了世界先进的力学知识，回来后再进行深入研究并传授给学生，为力学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从以上几件大事可以看出，力学系的成立和发展相当不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九思同志的英明决策和远见卓识。他将学校力学学科的发展作为一盘棋统筹考虑，首先招收师资班学生，为力学系打好人才基础；然后邀请钱伟长等著名教授讲学，提高大家的学术水平，增强大家的信心；接着再创办《固体力学学报》，为力学系打开工作局面，逐步建立知名度；基础打牢后，学校又创造条件输送教师出国学习，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正是因为学校当时抓住转型的好契机，而且行动迅速，前期工作做得扎实，力学系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我们一定要珍惜成绩，继续奋发努力，争取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黄玉盈口述，田雪二访谈整理。黄玉盈，力学系退休教授、博导，曾任《固体力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振动工程学报》编委等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