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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中:大学时代的我们怎样学习

发布人:   时间:2015-05-04     浏览次数:

1954年我考入山东医学院,1955年全国院系调整,我转到武汉的中南同济医学院卫生系学习,学制5年,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的大学生活和现在不同,在办学体制、教学模式、学生管理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5年时光虽然短暂,但还是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特别有幸的是聆听过许多一级教授的教导,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刚入校时,大学不收学费和生活费,自己只需购置简单的生活用品。虽然之后政策改了,需要交学费,但可以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很多,那时学校的伙食和教学条件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用为生活发愁,只用埋头苦学,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幸福的事。


同济始于医学本科教育,同济有多久,医学本科教育就有多长,所以也形成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教育模式。


首先,同济的师资力量雄厚,而且师生都非常重视本科教学,将之视为树人之根基,栋梁之璞玉。建国初期,有一大批留学海外的医学权威放弃国外的舒适生活,回到学校任教,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和办学实力。在1956年国家首次对教授进行工资等级评定时,武汉地区有13位一级教授,其中同济就占了7位。这在当时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那时学校只招收本科生,没有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所以教师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本科生的教学培养和科研工作上。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主要是教授,包括各学科领域的创始人或专家,其中不乏一级教授、二级教授。我非常有幸聆听过许多大师的授课:解剖学家李赋京教授讲的组织胚胎学,寄生虫学家姚永政教授讲的寄生虫学科课程,生物化学家梁之彦教授讲的生化课,药理学家吕富华讲的药理课,微生物学家杜公振讲的微生物课等等。每次上课的时候教室会有十几个老师,教授讲课,副教授、讲师、助教都要来听课。


解放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全部采用苏联的教学模式,借鉴苏联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材,甚至连上课时间都保持一致。我们上课时间是从早上开始,上6节课,一直到中午一点钟才放学,课间会给每人发一个馒头吃,下午就没课了,时间都用来复习。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苏联大学生很多不住在学校,中午一点放学是为了方便学生下午回家,但是我们当时就完全照搬过来了。


教材也是用的苏联教材,书是翻译的,有少部分翻译的书由于水平有限,很多语句都不通顺,导致我们看不懂,有的课程教材甚至还来不及翻译,因此我们上课时没有指定的教材或讲义。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参考用书,再就是上课时听老师讲课和记笔记,所以我们的笔记内容非常详细,生怕漏掉一个字。当时学生中流传一句顺口溜“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


那时教学管理模式与现在不同,没有要求任课老师写教学大纲或者讲稿,但是老师们对教学都很重视,毫不懈怠,对于要讲授的知识内容非常熟悉,可以倒背如流,上课不需要看讲稿,也没有幻灯片,全部是在黑板上板书。老师们备课主要是看专业参考书籍,讲课时发挥自己的主张和经验,不是照本宣科,所以每门课程都带有老师自身的特点。他们认真负责,教学扎实,风格各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李赋京教授给我们讲授组织胚胎学的课程,他上课最大的特点是板书画图。医学结构图他信手就能在黑板上画出来,而且是一只手拿红色粉笔,一只手拿蓝色粉笔,两只手同时画,画得又准确又好。这深厚的功底让我们非常佩服。


过晋源教授讲课特点是课堂的互动性很强。他上课的中途会随时点前排学生起来回答问题,有的是刚刚讲过的内容,有的是某个基础知识。同学们都很紧张,害怕回答不出来,慢慢的就没有人敢坐教室前排了。后来过晋源教授在讲课途中就会从讲台上走到教室中间去,提问后排的学生。所以上课时我们的注意力都非常集中,会牢牢跟着他的思路走,根本没有机会溜号。


王心禾教授给我们讲传染病的课程,他的特点也很鲜明。王教授个子很高,但是讲台很矮,他每次都只能趴在讲台上讲课。他口才好,记忆力也特别好,一堂课从头讲到尾,都不看一眼讲稿,所有内容都烂熟于心,并且能够在课堂上融会贯通,信手拈来。


另外,学校和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非常重视医学实验技术和实践环节的训练与培养。


医学专业的很多课程由理论课和实习课两部分组成,我们俗称大课和小课。我们大二时上的解剖学课程就是如此。上大课时教授只讲解剖学的发展史,不讲知识点。小课由助教上,每位助教带一个实习小组,一个小组有七八个学生。助教会提前布置上课要掌握的内容,上课时也不讲知识点只提问,只有回答出来了才能下课。所以解剖学的所有知识点都是我们晚自习时,拿着教材对着解剖室的尸体一点点地去学,一块骨头一块肌肉地去认,全部都记住了才离开。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很多同学都在解剖室里对照着书学习,慢慢的大家学习完就离开了。我那天学得很专心,时间也比较晚了,等我全部看完准备离开的时候,一抬头才发现整个房间都没有人了,只剩下我和一具尸体,想来还真有些害怕。


解剖学是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基础,是最基础的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它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要记住各类知识点,比如人体上的骨骼、神经、肌肉、血管等等。所有的知识点都没有太多道理可讲,只需牢牢记住。我们这样通过实践的学习,既快速深刻,又不容易忘记。


学校很重视实习,老师们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每次上实习课前,老师都会提问每个学生这次实习的目的意义、操作步骤等基本知识,一旦学生回答不出来,就会被要求到门外先看书,什么时候能回答出来,什么时候才能进教室实习。如果迟到了,就完全不允许参加实习了。实习结束之后还要提交实验报告,当时上药理实习课程,老师每次讲完某个药理的特性之后,都会要求我们针对某个病例开处方。


在医院临床实习时,老师们都会以正式医生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每次查房的时候老师都会提问,要求我们能回答出自己所负责的每位病人的所有情况,如病人的基本病情、治疗情况、发病过程、用药情况、检验结果等等。而且回答的时候不能看病人床前的资料,要做到对病人的所有情况都了然于心。这不仅仅是对专业素养的要求,也是对医德的要求。


我们读书的时候寒暑假基本上都不回家,而是参加学校安排的专业实践。虽然学校没有做强行要求,但是学生们基本上都参加了。我在读大学的5年时间里只回过两次家。195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血吸虫病的普查工作。那时候学校接到湖北省卫生厅的任务,要在湖北省内开展血吸虫病普查工作。卫生厅已经做好了前期联系安排,我们自己到村子里,两个同学为一组开展普查工作,主要是给每个村民做皮试,检测哪个人感染了血吸虫病,哪个人没有感染。一个村子的村民都查完后,填写检查结果交上去,再到下一个村子继续去查。在这期间我们都吃住在农民家,国家给予补贴供我们购置草帽鞋子和基本的伙食。在参加专业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还偶尔会给农民们看病,这对于医科学生来说是很好的实践机会。


我们每门功课考试不是笔试而是口试,基础课、化学、物理,包括临床、外科所有科目都是这样考。每个学期要考四五门课,所有课程学习结束后会有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一两个星期的考试时间。老师不会给复习重点,一本书从绪论、发展史到所有章节的内容都有可能考到,所有内容都要背牢。考试时有3位老师参加,一位教授做主考来提问,还有一位讲师和一位助教,他们不提问,只是简单记录提问和回答的内容。每个学生从几十道题中抽3道题,准备15分钟之后就要开始回答,回答完毕教授当场就会在每个人的记分册上打分。我现在还记得梁之彦教授考我时的情形。我抽到的一道原题是要回答各种维生素的作用,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回答了,但是他并不满意,觉得我答题的逻辑不好,于是又给我讲了一遍,然后要求我复述一遍,最后他给了我5分(当时学校采用苏联的5级记分法,2分不及格,5分是满分)。


学习和实践虽然辛苦,但我从中收获到怎样为人、为学、为医的同济精神,至今仍受用不尽。

(陆定中口述,王涛访谈整理。陆定中,教授,原同济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本文在采访过程中得到公共卫生学院退休教授张敏轩老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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