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力量

1965年9月我考入华中工学院，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录取通知书上这样写道：你以优异的成绩被我院机械制造系（一系）录取。但进校后机械制造系的冷加工专业与热加工专业就分开了：冷加工为机械制造一系，热加工为机械制造二系。机一系系主任为金属切削专家陈日曜先生，机二系系主任则为金属工艺学专家邓文英先生。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份1965年8月28日出版的《华中工学院》院刊（第421期，迎新专号）。第一版显要位置上的文章“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学校——向新同学介绍我们的学院”有这样一段话：“十二年前，也就是你们好奇的开始小学生活的时候，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的学院在喻家山下一片荒地农田奠基了。”读起来是何等的亲切、实在！文章的结尾写道：“亲爱的新同学们，当你们来到祖国和人民为你们安排的这所可爱的工学院时，我们相信你们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相信你们一定会同全院的同志携起手来，把我们的学院办得更好，相信你们有决心和毅力在我们的学院里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这段话又是多么地鼓舞人心！

几天的新生入学教育后我们就开始上课了（而国内当时有的大学受政治因素影响，1965级新生的入学教育搞了个把月，致使后因文革开始连最基本的课程也未上完，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当时的校领导为我们日后成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那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后的恢复时期，年轻的我们都想多为国家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因而同学们个个都努力学习、奋发向上，那良好的学习氛围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去回味。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1966年6月11日省委工作组进驻学院领导文化大革命，从那天起我们就停课“闹革命”了。

讲句老实话，文革开始不到一年时间，那摸不着头脑的政治斗争使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厌倦了，“逍遥派”也越来越多。“线路斗争”也开始上演：男同学开始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女同学则学习打起毛线衣来。1967年10月14日中央终于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不久我们就开始复课了。这时上课有两大难题：一是无教材，文革前的教材基本都染上了“封资修”的色彩，要彻底批判并砸烂（当时连金属热处理原理中最基本的“铁—碳平衡图”都遭到了批判，批判文章还登在中央某大报上，今天看来是一个大笑话了）。国内的出版社都在印“红宝书”，哪还敢印“封资修”的教材。二是很多老师（特别是老教师）都被强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没有资格给学生教课。因而老师缺乏，特别是缺乏具有水平和经验的老教师。没办法我们是想尽办法去找书，好在武汉市是科教比较发达的大城市，新华书店较多也较大，也还存有一些文革前的教材。尽管我们大多数同学经济不算宽裕，但大家省吃俭用把最基本的教材都买回来了。我记得自己在汉口中山大道新华书店将《金属学》和《热处理车间的设备和设计》两本书买到后心里非常高兴，在江汉路上走着、跳着去武汉关码头坐轮渡过江回校。另外个别高年级的同学因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毕业离校时将一些书当废纸卖掉，我们看到后就用同样重量的传单纸去跟他们交换，我现在还保存完好的《金属工艺学》、《电工基础》、《合金钢》等教材就是当时用传单换回的。另外也将任课老师的讲义抓紧刻印出来作为教材用。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大三学生是多么盼望老师给上课，没办法“争抢”上课老师又是当时的一道风景。

好在当时学校的教学秩序虽然乱了，但图书、资料并未受到什么破坏和损失。我们有同学在金相教研室看到资料室里保存有不少完好的技术资料，就提出建议：可否师生一起将这些资料汇编成册，由同学们自己来刻印？并做到在校生人手一册，以备同学们毕业后参加工作之用，并解燃眉之急。因为当时谁也不知文革何时才能到头，但我们离毕业的时刻却越来越近了。

同学们的美好愿望终于实现了！1968年初，我们在校四个年级（1962级-1965级）的同学，就在那“四人帮”猖獗年代顶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压力，不怕戴上“白专”的帽子，在专业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将金相专业教研室当时存档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汇编。汇编工作主要是1962、1963级同学进行的，因为他们比我们年长，懂得比我们多，专业知识也比我们丰富。1964和1965级的同学则主要是出“力气”，承担了刻写、校对和油印工作。除封面是找院出版科印刷厂印制的外，其余全是同学们用手刻成蜡纸并油印装订成册（共三册），并做到了在校同学（大约240余人）人手一套。虽然是文革期间，写大字报的纸及油墨多的是，但我们对公私仍分得清清楚楚，没有去占学校的便宜，每个同学都支付了整套资料的工本费。

1968年9月23日工宣队进校后我们又不能上课了，但整天的政治学习、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已使同学们越来越没有兴趣。记得我们6512班几位同学（也包括我在内），在1969年7月的一个政治学习日里，顶着烈日偷偷在喻家山后东湖边上的小河沟里摸鱼捉虾，是何等的欢快、舒畅！1969年9月我们在校的两个年级（1964-1965级）的同学仍在专业老师指导下，瞒着工宣队，暗地里又编写了一套资料，作为第一套资料的补充。我们6512班叶步强同学字写得好，蜡版也刻得不错，又很细心，平时就热心为同学服务，资料中的很多章节都是他刻写的。我现在每每看到他那熟悉而苍劲有力的字迹，我就会想起当时他在认真地、一字不苟地刻写蜡版的情景。

整套资料的内容包括：合金钢及合金化原理、热处理工艺及设备、金相分析技术及设备等，有些还是当时最新的技术成果，我们偷偷地将其取名为“尖端科学之父”。这套资料里的文章现在看起来其学术价值算不上有多么巨大，大学还未毕业、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我的同学们的编辑水平会有多么高明，但在那个闹“书荒”、技术文献资料几乎“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特殊年代里，这些经同学们用手刻蜡版、油印出来又装订成册的资料其重要性、可读性、参考价值就千万不可小视了，它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设计了一台井式加热炉就参考过这套资料。生产工艺中翻看它的时间就更多了，我对它可以说是爱不释手。我参加工作后兄弟院校毕业的同事们看到它后都羡慕不已，称赞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经历过数次调动和搬家，这套资料始终没有遗失，至今我还珍藏着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这批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在大学五年期间虽未能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学业课程（这也是我这辈子最感到遗憾的事），但经过老师的教育，自身的努力，以及在校园里的耳濡目染（这点非常重要），已为我们日后成为社会上的有用、有为之人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肖上工，1970年8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金属学热处理工艺及设备专业。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涟钢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等职，已退休。多次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公开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