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洪德铭同志去世前，他在电话中说要去海南岛休养，我和钟伟芳、霍慧娴去他家里看望，交谈中他还是像过去那样充满激情地关心武汉高校退休教职工的福利，关心华工的建设与发展。回忆洪老在华工的岁月，虽然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但他那既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更似亲密的兄长，他全面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和他那深入实际、雷厉风行的作风仍然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

深入基层，为机一系的发展出谋献策

华工党委在建校初期曾经作出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决定，按照分工，洪德铭同志负责蹲点机一系。在1957年的整风中，他实际上负责机一系的领导工作。后来他夫人陈思可同志又担任机一系的总支书记。所以洪老一家与我们这批当时的青年教师的关系十分密切。

1956年他在教师中动员向科学进军，鼓励我们又红又专，全面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时，对缺乏政治斗争磨练的青年党员给了许多及时的指导，传授了他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不仅关心青年知识分子，同时关心老年知识分子。当时要发展路亚衡教授入党，他是路教授的邻居，对路教授作了深入细微的培养教育工作，成效显著，使路教授成为机一系首位入党的老年知识分子。

1958年的华工院刊，发表了他的《我的决心和挑战》一文，文中表示：“特别是我直接负责的勤工俭学办公室、机一系、教务处三个单位的工作中，切实掌握情况，深入群众，做到和群众成为知心的朋友。并挑选机一系一个班、机床教研室、工厂机械加工车间，作为自己联系群众深入工作的基点，以机械加工车间作为试验田。”他还“决心选定机械制造专业，学习科学技术，一年内学完金属工艺学、制图两门课程。”他在西南联大是学历史的，为了领导好工科大学的教学工作，熟悉教学业务，下了很大的决心！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承诺，在机制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当时是机制专业的助教，又担任教工党支部书记，许多事都是亲身经历过的。

1959年在技术革新热潮的鼓舞下，我们机制专业决心要开辟一条学科建设发展的新路。在选择科研大方向上，我曾经多次到他家里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科学研究要走的是一条探索创新之路，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建设长远的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对一个专业来说，要把教职工组织起来形成合力，瞄准大方向，选择大课题，形成大兵团，真刀真枪地干”。这些观点帮助我们下决心选定了“307轴承自动化车间”这个机械制造综合自动化的大方向。当时在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与学院机械厂合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成立了大兵团作战司令部，由当时机制教研室主任席宏卓同志任司令，我当政委。经过一年多的奋战，许多自动化装备都由学校机械厂制造出来。其中：车削加工自动线送到武汉展览馆展出，钢球麻点自动化建设选送到莱比锡国际科技成果展展出，装配自动机送到河南洛阳轴承厂调试。最后，由于遇到三年经济困难，磨削加工自动线没有投入制造，自动化车间未能造成。但是这对机一系广大教师和机械厂的工人都是一次极大的实战训练。它为机制专业坚持了50年的机械制造综合自动化这个学科发展的大方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重视基础课教学，做了许多电机工作

洪老在华工11年，主要负责全院教学科研的组织管理工作。在建校初期和社会大变革时期，为适应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及按教育规律管理学校，制定了许多完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规章制度，负责起草了许多有关教学工作的文件，还深入到教研室对重要课程作调查研究，特别是为加强和改革基础课程作出重要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组织建立了基础课部，统一加强全院基础课的教学管理，为学校建立理科专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1959年的华工院刊上，他发表了《关于加强与改革基础课程的问题》的文章，许多观点对统一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许多教师对基础课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不同认识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他在文章中指出：“过去基础课教学的缺点主要是：（1）脱离中国实际、工程实际和本门学科发展的实际……（2）厚古薄今，经典部分过于详细，近代部分略而不授……（3）教学过程脱离群众……（4）不注意专业的应用及与有关课程的配合……（5）习题、作业、实验内容老一套，与本门学科发展和生产实际脱节。”对于基础课的地位、作用和改革方向，他认为：“这些缺点并不是由于基础课程的科学体系本身有问题，而主要是由于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把理论与实际对立起来所造成的。基础课的性质是研究自然规律或某类物质现象的基本规律的科学。因此，教学中，就必须在保证完整的系统的基本理论训练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的生产实际，加强近代技术，并且适应各类专业的不同特点。总之，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面地处理系统的理论教育和结合专业的关系，基本理论和近代技术的关系，是基础课程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希望基础课的教师们，主动地参加各专业的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从实际中归纳、整理、总结出活的教材，来充实改革基础课程内容，使基本理论教育和生产实践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断提高基础课程的质量。”这些观点，我认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洪老在1950年代华工的领导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刚到华工时35岁），他既有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经历，又有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解放后又从事青年团的组织教育工作。他那始终充满激情的豪言壮语，在各种场合的动员报告中很有鼓动性。他在1950年代后期负责制定华中工学院的长远发展规划。完成后，在机一系教工中传达时令人十分鼓舞；讲到校门口将来要修建成60米宽的康庄大道（当时只是一路公交车开到校内的一条马路，关山地区还是一片农田），至今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洪老作风平易近人、才思敏锐，善于抓住要害及时指出工作努力的目标，率领我们雷厉风行、连续作战直到完成任务。这种实干精神很自然地使他成为我们青年教师的良师益友，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使我们与他之间建立起一种经久不衰的革命情谊。很遗憾，他在1964年调离了华工，但正是这种在火热的年代建立起来的兄弟般的情谊，使我们之间的亲密往来，在以后几十年中始终没有中断过。

（李德焕，原华中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与洪德铭为同事，本文原写作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