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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怀银 王钰捷|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

来源: 时间:2024-07-04 点击量:


作者简介:侯怀银,教育学博士,山西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要: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时代使命,又是教育学本土建构的学术努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借鉴与融合西方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实现教育学原创性知识生产,即注重内部自洽与外部汇通、学科交叉与科际整合;二是立足中国教育实践,促进教育学领域“知行合一”,既增强对中国教育实践的体认,又着力于生产符合中国教育发展前沿的知识;三是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兼容特殊性与普适性知识,即注重深度耕耘教育知识史上的已有成果,以及提炼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性教育知识;四是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以产出持续性原创知识,即加大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形成富有引领性的教育学派,发挥学术组织主力军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知识生产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重大课题和时代使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知识、合理借鉴与教育学相关的其他学科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教育传统,从知识层面概括和提炼教育实践经验,在对教育领域的概念和命题等进行诠释和解答的过程中生成的,能够为人所理解和掌握的具有结构化、层次化的知识系统。回应新时代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锚定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是中国教育学人的使命与担当。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条指向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建构之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知识体系对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产生了冲击。我国的知识体系转向以现代学科分类为典型特征的西方知识体系,出现了近代知识体系与传统知识体系之间的断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国教育学亟须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迷思,站在人类教育学发展的基础上,在与中国教育实践的互动中,追问并解决困扰当代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升中国教育学的独立学术品格和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方面形成了若干成果,但对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较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深受知识生产的影响和制约。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展开探究,以期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提供思路。



二、在借鉴与融合中实现教育学原创性知识生产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在于要对“自主”与“他主”进行区分,以增强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这在中国教育学领域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教育学与西方教育学、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两对关系的处理。基于此,我们需要实现内部自洽与外部汇通相结合、学科交叉与科际整合相结合。

(一)内部自洽与外部汇通

近代之前,受科举制度影响,中国知识体系主要由经史子集构成,并未出现作为学科的教育学。后由于培养师资的迫切需求,教育学在直接照搬西方理论体系的情况下引入中国,导致中国的教育学缺乏本土的学科理论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学虽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学科体系,构建了相对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但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仍处于初步尝试阶段。虽然经过了从对西方基础知识的引介、逻辑吸纳到自主知识建构的发展历程,我国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建设中的很多方面仍然留有西方的影子。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要将中国与西方阻隔、对立起来,而是要在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实现内部自洽与外部汇通,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理论、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但要警惕将西方教育学奉为圭臬,要注意到对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过分依赖会消解教育学的本土创生能力。我们可以将西方教育学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为中国教育学原创性知识的生产提供养料,实现两者的融通;但也应打造可广泛传播和易于理解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框架、逻辑体系、表达方式,以便与西方教育学展开平等对话与交流。

(二)学科交叉与科际整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日新月异,知识体系的丰富性、层次性和更新速度在学科发展、社会贡献和育人效果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学知识生产进入由模式Ⅰ向模式Ⅱ和模式Ⅲ的转变过程,即知识生产方式经历由学科内到跨学科,再到超学科的模式演化,知识生产的异质性和情境性增强;传统知识强调追寻客观真理,现代知识生产越来越具有基于生命立场、过程取向和价值关怀的特性,强调知识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师生互动的生成性和对学生发展的意义。在此知识生产模式下,知识来源于社会情境中的问题,并为社会建设服务,在教育学知识生产过程中,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成为必然。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旨在使研究者不再拘于教育学科内部,而是围绕特定情境下的现实问题进行自主化知识生产,教育学跨学科交叉成为未来学科发展、知识生产的增长点。其一,保持开放科学的心态,构筑大教育学学科视野。积极推动教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通过交叉学科建设以回应现实关切。在此过程中,教育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张力不断增强,教育学边界不断扩展,但同时也要注意找准教育学自身的角色定位。其二,合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教育学因面向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人而具有独特性与多样性,教育学对教育世界的理解和阐释,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思维方式。因此,教育学人应广泛涉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相关知识,要意识到具备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是经验凝练为知识进而转化为理论的基础。教育学知识的生成,既需要从多学科视角来解读不同语境下教育的存在与发展,又要用教育学立场来审视其他学科解释的合理性与适切性。



三、立足中国教育实践,促进教育学领域“知行合一”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缺乏,主要由于学术意识与问题意识之间存在着对峙性关系。这集中表现为教育学研究严重依赖西方知识、理论、方法,而未能有效地从中国教育实践中生成教育知识。在认识到西方现代知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之下所形成的社会科学蕴藏着不同的思维逻辑。一直以来,中国的知识生产以实用主义、务实性为主导,在此逻辑下的中国实践为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以中国教育实践为中心的实践知识论,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世界,旨在解决中国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与前沿问题,在学理本位与问题本位的交错渗透中消解教育理论建构与教育实践关怀之间存在的对峙性张力,力求在中国教育学学术研究过程中,立足中国本土、中国实际,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教育知识体系。

(一)增强对中国本土教育实践的体认

实践是知识创新的源泉,理论的创造总是从问题开始,教育学知识的生产以实践问题为起点。中国教育学的知识生产长期难以获得实践共同体的呼应和认同,这使得教育学界存在一种焦虑情绪。教育学研究者需要努力促进教育学领域内的“知行合一”,统筹知识创新与社会发展需求,促进教育实践经验的默会知识与学术研究的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显性知识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转化,从而使中国教育学真正具备兼顾“经世致用”与“学术想象力”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借助多种研究方法促进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滋养与生成。一直以来,中国教育学研究多以思辨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虽逐渐兴起,但仍占比较少。我国教育学人要在扎根本土的基础上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究与思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中国实践”为支点,以“中国问题”与“中国实践”的互动为手段,在不断生成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的过程中推动我国教育学发展模式由“引进式”迈向“原创式”。我们应推动多种教育研究方法齐头并进乃至融合使用,形成扎根中国境脉的教育理论,为教育知识生产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应扎根实验基地,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促使知识生产走出书斋之阁,面向实践。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当下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研究的效度和教育学知识的信度。

(二)着力生产符合中国教育发展前沿的知识

教育学的知识生产应面对鲜活的教育现实,回答特定时代的教育问题,总结时代的教育经验,创建反映时代特征的教育学知识体系。有研究者提出:“所谓原始创新,就是以回答新时代中国教育问题与世界教育前沿问题为目标,面向世界教育学学科发展前沿和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创新发展的关键领域、区域教育发展重大需求,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理论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在反思过去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缺失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致力于建构符合新时代特点、为现代教育发展服务的教育学知识体系。一方面,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具备广阔知识视野,要善于从积淀的人类知识中萃取精华,关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前沿动态,生产符合时代发展的教育知识。例如,当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的一项战略任务和时代使命。另一方面,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可以作为当前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参照。我们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加强教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知识创新,回答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满足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赋能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发展,为当下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供给知识。



四、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生产涵盖特殊性与普适性的知识

如果说过去的教育学本土化是对中国教育学自身发展的纠偏,那么当下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则是在过去本土化基础上的拓展与深化,蕴含着与世界接轨和平等交流的旨趣。“中国教育学既是中国主体意识逐渐凸显的过程,也是与世界交往对话的国际化过程。”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回归中国传统与文化,也要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统一。

(一)深度耕耘教育学知识史的已有成果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遵循知识生产、累积的规律以及知识体系演进的原则,对中国教育传统和中国教育学累积形成的知识谱系、概念、术语和思想等进行学理化、体系化创新,使之成为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源头活水。在中国教育发展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以国学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传统,以及以儒家教育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教育文化传统,还是在一次次跌倒重来的中国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取得的累积性成果,都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坚实基础。我们需要通过系统梳理中国教育学的宝贵思想遗产,探寻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教育研究者除了要有原创性的知识生产,也要对已有的经典文本进行诠释,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教育领域涌现的典型经验、典型案例、典型人物进行学术解读,从而丰厚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历史底蕴。瞿葆奎教授晚年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广泛搜集教育知识文本,力图形成中国教育学界稳固的知识体系,便是上述尝试的代表。当然,仅仅对经典文本进行搜集和重刊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对其加以诠释,从而完成教育学知识的再造。需要注意的是,对经典文本的挖掘与诠释,需要提高研究者的传统文化涵养和融通传统文化的能力。有研究者指出:“虽然海归研究者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坚力量,但由于他们在传统方面的薄弱训练,致使他们不足以结合中西知识传统。”因此,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首先要培养学人的文化继承意识,唤醒他们精神上的自觉。中国教育学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责任感的继承人之一,要提高对经典文献的解读能力和传统文化涵养,融通古今中外各种有益资源,使之成为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

(二)提炼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性教育学知识

教育发展立足于创造人的整全生命、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教育学知识存在一定的共通性,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不一味强调特殊性而规避对普遍性的追求。我们希望在全球化框架下来探讨学术知识,借助中国历史文化和思维逻辑,对教育公共知识提供一种与西方不同的理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学术规范的、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这就要求在关注本土教育实践、研究本土教育经验以生产教育知识的同时,努力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教育知识,使其具备与其他一般理论、其他国家教育学对话的能力,从而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要形成一套致力于解决中国本土教育发展问题的特殊性教育知识体系,又要抽象、提炼出一套有益于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性教育知识体系。



五、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保障持续性原创知识产出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是一朝一夕的速成之事,需要教育领域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需要发挥从国家到组织再到个人不同主体的共同作用力,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不竭的动力。

(一)加大国家政策机制的扶持力度

目前,我国教育学知识生产采取自上而下的规划式生产制度,国家规划在知识生产中发挥重大影响。如何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以促进学术创新,是重中之重。国家政策要加大对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扶持力度,不断完善学术机制,具体包括评估机制、职称晋升机制、项目课题机制、经费资助机制等,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针对有研究者曾指出的中国教育学构建过程中存在的犬儒主义研究心态等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扭转。学术评价制度应立足于挖掘知识生产者自身的潜力,提升其专业能力,进而实现知识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提升。针对目前偏重量化的学术评价制度易造成浮躁学风,也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与机制,对这一不良风气与影响加以扭转。对教育学研究者而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教育学人长期扎根、深耕于此。一方面,要适当调整学术评价制度以更好地催生学术思想创造力,使教育研究者不囿于生存的需要,不被评价审核制度牵着走,而是基于研究者个人兴趣、本土问题展开研究;要尊重教育学术团体成员的个体学术自由,使教育学术团体不必单纯追求成果的数量,而将研究重心放在知识生产的质量上。另一方面,政府以设立相关项目与课题的方式给予知识生产者相应的资金支持,以确保他们的劳动报酬与其贡献保持和谐适度。对教育实践者而言,应简化教学工作之外的不必要的烦琐管理程序,让教育实践者有精力投入理论的自觉反思和创生之中。要加强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和管理,减少科层制的行政管理模式对教育工作者精力的消耗,使后者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经验反思总结和理论研究。

(二)形成富有引领性的教育学派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者,不仅包括教育学研究者,还包括教育实践者,两者应积极发挥其主体性作用,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一方面,教育学研究者要主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完成教育知识生产和教育实践变革。为超越只是强调抽象性和唯我性的教育学知识,教育研究者要改变长期以来过于注重教育认知活动而忽视教育实践活动的倾向,把目光投向更加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另一方面,要使教育实践者参与到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来。一直以来,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实践者的态度呈现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教育理论者与教育实践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关系。要重视教育实践者的声音,帮助教育实践者真正融入实践、思考实践,在研究性变革实践中创生知识,使缄默知识外显为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系统化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单靠教育研究者个体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一定要有群体的介入,形成合力,实现“群体重叠”,进而不断丰富教育知识的“意义空间”。因此,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支持,他们肩负着知识生产和向外传播的双重使命。要促使教育理论者和教育实践者各尽所长,融合各自优势,促成教育学派建设,并通过形成核心力量群体和学术传承机制,为中国教育学原创性知识生产提供持续稳固的动力。目前,中国教育学已形成了一批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性学派,如“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等,其中的个别学派已然在国际教育学界享有盛誉。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学派建设,促进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三)发挥学术组织主力军的作用

学术组织要重视学科建设和领域人才的培养,形成较为稳固的学科化、领域化研究中心。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高校是知识生产的主力。国家“双一流”建设为高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助力,高校也应承担起教育学学科建设以及培养高质量教育学人才的责任。过去,教育知识生产缺乏原创性,归根结底是由于缺乏教育理论思维,这被认为是“制约教育学研究进展的重要因素”。高校应改善同质化、扁平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实行多元途径的人才培养。如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中加入人文教育要素,添加制度化的、与中国教育现实经验相关的理论以及实践课程等。要培养具备深刻的理论自觉和反思精神的研究人员,唤醒其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确立基于民族自豪的文化主体性,使其具有对庞杂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涵化、消化的能力。学术组织应积极搭建相应的学术平台,加强教育学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的有效联系,开展有组织科研,促成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形成,促进教育学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略,详见原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VAA210003)的研究成果。

原文刊载于《浙大教育学刊》2024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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