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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团 见习记者 范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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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华来武汉的前一个星期里，武汉一场持续一周的大雨冲洗了雾霾和灰尘。

2017年4月14日的武汉，阳光明媚，直直地冲向地面的灰尘，草木和行走的人，仿佛这世界上也只剩下了地面的灰尘，草木和行走的人。 

那天的温度是二十七摄氏度。 这温度有比体温低一点儿的冷静，也有最炽热的阳光的直率。就如同余华作品里那些或冷酷，或温情的文字，平静得仿佛一切苦难的严寒酷暑都那么理所当然，仿佛从未受过那些苦难。 

在403国际艺术中心漫行书店举办了余华作品朗读暨无主题对话，这次作品朗读会的主题取自余华的作品名称，“细雨中的呼喊。”与会的嘉宾有作家余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等。

用声音复活经典画面

朗读会举办的场地不大，在林荫深处的一间书店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在书店里的台阶上找到自己中意的位置坐下，这些过着各自不同生活的人，带着一种默契的安静。余华坐在第一排，离朗读者的距离不到五步。

台上的朗读者来自武汉部分高校，他们有穿着紫色背带裙梳着高高的䰖儿的女孩，有穿着长裙戴着眼镜的女孩，有说话声音极爽利的女孩，有梳瓦片头穿球鞋的男孩，有单手捧着厚厚的《兄弟》面泛微笑的老师......他们走向中间的空地，背后的影子被两边射来的灯光分成了两个。

台下有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斜倚在墙边，把黑色的西装外套搭在扶手上；有穿着绛红色长裙的中年女人，提着裙摆穿过人群，席地而坐。最多的还是那些拿着书，拿着笔，仰起头望向朗读者的年轻学生。

余华的书里曾用这样的一句话形容他的作家工作，“我的工作是讲故事”。许三观用嘴“做”的清炖鲫鱼，在雨中空旷的黑夜，衣襟上沾满露水的凤霞…这些余华笔下的经典画面跨越了三十年的长度，在满满一室的书迷耳畔复活。

“虽然哲学更擅长理性思维，文学更擅长于感性思维；哲学的任务是追问人性的本质，而文学要挖掘人性中的复杂和多元，但是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雷瑞鹏结合哲学和文学的关系阐释了文学带给人的触动，读书会的主编，《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吴佳燕更是谈到，读起余华的《兄弟》，每次读到上半部都难受得想要流泪。

“任何影响都只会让一个作家像他自己”

余华和张清华是多年的老友，在无主题对话的过程中会时不时地开两句玩笑，十分自然。现场观众提问的激情高涨，从生活细节到创作历程，从人生困惑到文学理论，方方面面，而台上的二位嘉宾也都是来者不拒，或巧妙或详细地予以回应。

余华坦言，川端康成，卡夫卡和威廉福克纳是对他影响很深的作家，“川端康成的语言很“日本”，不管是川端康成，还是和他同时代的日本作家都很看重细节；卡夫卡给我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威廉福克纳教会了我如何对付心理描写。”这三位作家对余华的文学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他也坦陈道，影响他的作家非常多，只不过是有些可能意识到了，有些还没有意识到。

同时，他也强调了作家创作风格的个性，“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就好比是阳光对树木的影响，但树木在阳光的影响下成长的时候，他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任何影响都只会让一个作家像他自己，而不是像别人。”

余华简洁的叙事风格多为人称道，而张清华老师的一篇论文《文学的减法》将这种风格概括为“减法规则”，即叙事很简洁，通过细节的重复性使细节有戏剧性和美感。余华认为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创作的时候这条规则十分适用，但是到了《兄弟》的时候已经不适用了，在《兄弟》里面他的叙事风格发生了转变，所谓的“减法”已经变成了“加法”、“乘法”。

张清华评价余华一贯的写作风格时，认为艺术的辩证法贯彻了他的写作。“就是减是为了加，加是为了另一种减。在他早期作品中那种极大的复杂性和难度其实也伴随着形式上的精致，例如我在北师大讲课的时候，总是能从他的作品中提炼出来一个简单的图形。”说到这里，张清华停顿了一下，“我刚才还在和他说，他的数学思维其实还是很好的，当然高考的时候他数学考得很差，不然他早考进名牌大学，也早就被毁了，也就不再是今天的余华了。”二人相视而笑。

话罢，他们谈到了史铁生和莫言。余华回忆起史铁生来的时候格外动情，在余华的回忆里，与已故作家史铁生交流文学的画面还清晰如昨，“虽然铁生已经去世几年了，但是还是感觉好像他就坐在床头和我饮酒一样。”

相比起讲述与史铁生的故事，余华谈论起莫言时，讲述了在鲁迅文学院时与莫言共住一间宿舍的趣事，语气多了一分活泼。在这些讲述的过程中余华时不时地会笑起来，说到有趣处，狡黠地”嗯嗯“两声，”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我们交流过对很多作家的喜爱，当时很多作家会过来，我们也会一起去看铁生。”

在余华的讲述中时常流露出对过去的留恋和怀念，他的脸上带着回忆的温情。讲起故事时的余华话也更多，多年前的细节记得也甚为真切。

“您可以不回答”

现场提问者中有一位直言自己的问题比较尖锐，余华可以不回答，提问者认为郭敬明这类的畅销小说家，作品中存在着很明显的拜金主义，问余华对这类作品的态度是什么。余华笑言，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尖锐的问题，“我读他的作品读的不是很多，我还是说说他的人吧。前些年始终有人用难听的话说他，他也不用难听的话说别人，就凭这一点，他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谈起中国版《许三观卖血记》是否有可能拍摄时，余华坦言并不乐观。“《人民的名义》能拍了不代表《许三观卖血记》就能拍。《人民的名义》无非就是把一个腐败的市长变成一个腐败的省长而已，许多人就觉得尺度大了，这只不过是官位大了而已。《许三观卖血记》现在还是拍不了。”

虽然余华并没有听说过自己是作家版贾樟柯这个说法，但对贾樟柯评价很高，“贾樟柯的电影我看了不少，虽然不能说全部都看过。目前我最喜欢的导演就是他，我觉得他是中国最拿得出手的导演。”

余华的语调平缓，温润的南方口音没有“呼喊”的感觉，有的只是二十七度的细雨绵绵，如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