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刘超群 摄

█记者团　付蕾

12月15日晚上七点，寒冷的冬夜，一期主题为“悲剧精神与人生态度”的讲座正在东九楼C103进行。主讲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邱紫华因堵车而来迟了几分钟。讲台上的他幽默地作了开场白：“鲁迅曾说过，无端地耗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但我的确没有这个想法。”在一片笑声中，讲座开始了。

七十一岁的邱紫华侃侃而谈，声如洪钟，中气十足，对各种希腊神话、古典小说等典故信手拈来，整个讲座生动有趣，毫无学术的古板之气。

在这个狂欢的世界里，谈悲剧似乎不合时宜。但是邱紫华强调：“只有智慧而幽默的人，才能创作喜剧；只有富于哲理而思想深刻的人，才可以创造悲剧。”

悲剧精神——在苦难面前的抗争

生命的死亡和人生苦难是悲剧的总体特征，所引起情感的常常是悲伤、痛苦和绝望。邱紫华认为，并非所有的死亡和痛苦都能称之为悲剧。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看，真正的悲剧是人对不可避免的毁灭和苦难的抗争，从中体现出的抗争精神，就是悲剧精神。“尼采说过，即使人生是一出悲剧，也要把它演得轰轰烈烈。”

邱紫华讲了窦娥和秋瑾两个悲剧例子。窦娥冤之所以惊天动地、流传千古，是因为窦娥在面对冤屈之时毫无软弱，呼天抢地，爆发了生命的巨大能量；而秋瑾——一个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中的柔弱女子，仍以天下为己任，赴死时亦无畏惧。她们的悲剧中所体现的轰轰烈烈的抗争，是令人悲伤和震撼。

让生命的毁灭显得闪光耀眼，使人震撼和痛惜，是悲剧重要的审美意义。“死亡使我们悲哀而不能使我们振奋，但人的抗争可以。”邱紫华说。

不同悲剧冲突——必然的毁灭

悲剧存在着死亡和毁灭的必然性，往往存在“两难”或“主动”。前者，“悲剧人物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无论选择哪一方，都是毁灭。”邱紫华讲道，因为长辈的恩怨，阿加门农之子奥瑞斯忒斯必须报杀父之仇，而仇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在神的旨意下，他被迫杀死了母亲及其情夫，又因弑母之罪被复仇女神常年追捕而陷入疯癫。

这样的“两难型”悲剧的主角常常是温和的、不惹是生非的人，在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下，被外部冲突卷入苦难之中，宿命般陷入了无从选择的两难。

另一种悲剧类型则是由主人公主动发起矛盾而导致自身的毁灭。这样的人物多是自负活跃，能干有为者，本想有所作为，却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动机与结果相背离”是该悲剧的重要特征之一。崇祯过分的执着和严厉，反而加速了积重难返的明王朝的灭亡；商鞅政治态度的过分理想化，也是他自身毁灭的悲剧的主因。

邱紫华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悲剧性的发展，血腥、残酷、具有否定性。如尼采所说，是“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注定为新时代所淘汰。

悲剧冲突是人的苦难之根源。不同于日常与亲友、父母、伴侣的普通冲突，悲剧冲突非常残酷和尖锐，后果常常是毁灭和苦难。冲突各方往往你死我活，互不退让。

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悲剧冲突具有必然性。邱紫华提到了杰克伦敦的《酋长》。这部小说中的悲剧冲突体现出残酷的必然性：按照部落的传统，年轻酋长必须把衰老无能者，也就是他的父亲遗弃，以使其不成为迁徙的累赘。

悲剧冲突越尖锐，震撼越大，在时代的背景下尤其如此。邱紫华讲到了明末的崇祯皇帝的悲剧。“从他当皇帝的那一天起，他就是必死无疑的了。”

在那个大悲剧的年代里，外有满族势力的虎视眈眈；内有风起云涌的李自成起义。若联合满清镇压起义无异于引狼入室，若联合李自成对抗满清更是自我毁灭。两难之中，崇祯决定“攘外必先安内”。但农民起义越来越频繁，镇压起来如同水中按葫芦。在内战的不断消耗中，明王朝与满清已成彼强我弱的情势。大势已去，崇祯的毁灭成了必然。

悲剧启示的人生态度：积极应战

在讲座的结尾，邱紫华再次提到了“狂欢”的问题。“一个民族若整日狂欢不止，是很危险的。而欣赏悲剧精神，则是民族精神重要的强化剂。”

悲剧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不是意志刚强的。欣赏和创作悲剧，能使人形成较好的人生态度：在面临人生命运的挑战时，积极应战，有超越困难的勇气。汤因比曾说过，敢于积极面对社会、自然界的挑战的民族，就是有为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不会毁灭的。以中华民族为例：中原一带本极不利于生存，但中华人民生存了下来，改造了环境，并且向南推进，“敢于积极应对恶劣环境的挑战，这就是伟大的民族。”

个体的人也当如此。邱紫华回顾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动乱和人生挫折，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现在同学们都处于太平盛世，没有战争和动乱，没有‘绝境’，只有‘逆境’。逆境并不可怕，只有经过了逆境的摔打和考验，你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

抗拒逆境、超越逆境，使自己获得人生的财富，这就是学习悲剧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