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见习记者 李沁颖

4月20日，谷雨节气，天空中淅淅沥沥地飘着小雨。晚7点，张清华老师来到我校东九C103教室，进行2017年春讲系列的最后一场讲座。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个严峻的哲学问题，就是必死。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必死的，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哲学处境，就会思考一些问题，就会产生类似于哈姆莱特那样的追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张清华用低沉的嗓音引出了在他看来“没有理论深度但很有意思”的讲座主题——“精神成长与文学中的成长叙事”。

中国古代缺失的成长小说

“文学中有丰富的青春主题与成长故事，充满了启示性。”张清华介绍道，“成长小说”一词出自于俄罗斯理论家巴赫金，他在讨论欧洲近代的“教育小说”时提出了成长小说的概念。彼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理论和达尔文为代表的进化理论深刻地影响到了文学。于是很多作家通过对人物的性格、命运、成长道路的描写来揭示历史的某种进步或规律，就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

但在张清华看来，中国古代却没有成长小说，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成长、进步的概念，中国人受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信服的是循环论。在这种思想渊源的支配下，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也是没有变化的。张清华列举了四大名著：“《水浒传》所有的人物开头一出场是什么性格，到最后结束还是什么性格，像李逵至死都是一个莽撞人。《三国演义》的张飞也同样如此，性格里的弱点到死也不会改变。”

他还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生都在撒娇，是一个拒绝成长的人，最后他也选择了出家。而《西游记》中尽管孙悟空变成了佛，猪八戒变成了净坛使者，似乎都有进步，但即便成佛，他们的猴性与猪性都不可能完全消失。

而中国的革命叙事与中国古代小说却存在显著差异。在他眼中，革命叙事是关于农民、市民、小资产阶级经过革命锻炼、党的教育，最终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讲述，这种人物已经脱胎换骨了，与古代小说明显不同。

烦恼背后的浪漫与高贵

“成长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烦恼，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烦恼，烦恼上升到哲学高度就是海德格尔的烦与畏，是人对于时间与存在的基本反映。”张清华认为烦恼是成长的主题，当每个人隐隐约约意识到生命必然会成长、衰老、死亡时，就会有种先在的烦恼，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恐慌，对自己身体成长的不适。

而对应在文学中，这种境况是一种真实，但同时也可以将其处理为浪漫主义的生活。张清华举例的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便将少年的忧郁转化为一种美。少年维特远离家乡，在舞会上认识了公务员的女儿，已订婚的绿蒂，“这就是少男少女之间相遇的一见钟情”，张清华说。

“贾宝玉见到林黛玉时也脱口而出：“‘这个妹妹我好像见过的。’”张清华用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定理学解释道，“每个人都有一种错乱感，以为你第一次的经历你曾经经历过。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与绿蒂相处了一段缠绵时光后，未婚夫的回来让维特意识到这段棘手的感情无法维续，于是离开了这座城市，为一座外国使馆工作，但事务的死板和礼仪的拘束摧毁了他的希望。张清华对此指出，《少年维特的烦恼》把青春成长的烦恼与一个时期的社会大背景加以联系，用德国18世纪中晚期的带有浪漫主义的思想运动和文学运动作为性格、人格诞生的背景，这就强化了人们对浪漫主义生活，浪漫主义的思想的理解。并且在歌德眼中，烦恼和忧郁，都是天然的，是贵族的或高贵精神的一部分。

艺术始于酒神和佯疯

成长期的危险，也就是成长期的悲情与错乱。张清华认为，这个时期更具有精神现象学的意味。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突遭父亲死亡、母亲改嫁、叔父篡权，这让他陷入到痛苦与慌乱中。为了向叔父复仇，他开始佯装成一个疯人，“当一个人佯疯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变成了一个哲人或者诗人，反之，想成为哲人或者诗人，要扮演一个非正常人。”张清华又补充道，“就是有话不能好好说。”引得场下一片笑声。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关于为什么哈姆莱特迟迟不向叔父动手，反而做出诗人和哲人的样子，歌德认为，过分发达的大脑瘫痪了他们的身体。在这点上，张清华幽默地举出了自己的例子：“我经常觉得自己就是幻象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家洗衣机出毛病了，我的电灯出毛病了，甚至我的配电盒短路了，我都会束手无策，但当我躺在床上冥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张清华解读《哈姆莱特》时，认为在哈姆莱特身上有着智慧和犹豫的两面性，而佯疯的选择使他陷入了错误的逻辑，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与此同时，张老师深刻地告诫，人性中有黑暗和自毁的倾向，必须要有理性加以控制。他也指明余华老师作品里也有人性黑暗爆发的表现。

佯疯可以追述到古希腊，古希腊的悲剧和史诗在希腊的酒神节上诞生，人们且歌且舞时就产生了最初的艺术。“可见艺术与酒神、装疯有关。像李白斗酒诗百篇，但酒是一种道具，真喝醉了是写不出诗的。”因此张清华强调，这些在艺术作品当中人物装疯所带来的种种性格表现与话语表达都是美妙的故事，但在现实中不一定美妙。“‘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但在生活中女孩要是摊上这么一个老公那你能和他过吗？摊上这么一个儿子，肯定要扇他。”张清华风趣的语言再一次使得全场笑声不断。

成长不断胀破着底线

每一代人都曾经是叛逆者，但最终又成为管制叛逆的人，这就是成长的叛逆与规训。张清华一边读着鲁迅的《狂人日记》，一边解说，他认为这本小说中揭示了只有青年人才敢对现实表达不满，才敢说出“吃人”的事实，而所有成年人都会和现实达成一种同谋的境况。但这种叛逆又是阶段性的，很快就会被规训，鲁迅笔下的这个狂人也不例外。

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同样体现了青少年对成人世界的疑惑，反映了成年世界道德的丧失。“作为道德失败和理想幻灭的成长，这是每个人都曾经历的悲剧，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不是一个道德提升的过程而是道德下降的过程。”

《十八岁出门远行》描绘了一个悲剧的成人仪式：“我”在成年以后独自上路，上路以后便开始动大人的心思，为了坐车用香烟去贿赂一个卡车司机。“贿赂一支烟与贿赂一百万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贿赂一支烟是可以被原谅的，贿赂一百万可能就会很严重。但他们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张清华解释到，二者都属于成人世界的规则，这本书也寓言着中国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胀破底线的过程。

与此相反，顾城却是一个拒绝成长，至死未走出精神童年的人。张清华念着顾城的诗句：“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他认为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愿进入社会探究人的复杂性，而是沉湎于孩子气的大自然的关系中的撒娇者，“和人之间是隔阂的，和云彩之间是亲近的。”

在讲座的结尾，张清华老师配合着小提琴音乐《辛德勒的名单》，慷慨真切地朗诵了一首《奥菲利亚》。春讲也在这悠长的语调中画上了句话，留下一室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