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三个阶段，也由此成就了它对确定性、超越性、无限性的三种追求。”4月27日晚，人民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博导龚群用这样一句浅显易懂的话，总结概括出西方伦理学的主脉络。
 
                     确定性：只有真正的知识才会有正确的行为 

    西方伦理学源于古希腊的圣人哲学。苏格拉底这位街头哲学家则用自己特有的方法——关于善恶界限这一伦理问题的讨论开启了西方伦理学之门，成为西方伦理学的奠基人。而苏格拉底对于这一问题答案的追寻，即对于明智知识的追求，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只有真正的知识才会有正确的行为”，则成为西方伦理学品格的开端。
 
    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他的学生柏拉图则认为，“确定性在于本质中”，将对确定性的追求进一步深化至对于本质的追求。柏拉图对于本质的追求在他著名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和“洞穴比喻”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柏拉图看来，对美的追求并不在于对美的现象的追求，而更多的在于对永恒的、最高的、终极的美的本质概念的追求，这就是令柏拉图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而他的“洞穴比喻”则指出，生活在洞穴里的人们，只有不断的提升自我，“砸破束缚我们思想的枷锁”，走出洞穴，才能实现超越、获得真知。 

    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得到继承和发展。他把人的生活分为实际和反省两种生活方式。在实际生活中，忙碌于具体的生活的人们，由于沉溺其中，不能离开它而自我省醒以过上一种明智的生活。但人的卓越就在于人的理性，“人类的智慧火花只有在沉思中闪烁”，所以人们应该用理性来反思、审视他们的生活，从而过上一种类似于神灵的确定性的生活。 

                       超越性：人生就是不断趋向上帝的旅途 

    时至基督教处于主导地位的中世纪，宗教对于西方个人产生了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伴随着圣人哲学向经院哲学的渐变，西方伦理学也由对确定性的追求逐渐上升为对超越性的追求。作为经院哲学核心思想的原罪论，认为亚当和夏娃所犯下的原罪，是具有可继承性的，所以人与生俱来就是存在问题和缺点的，没有人不会犯错误。于是，在强烈罪恶感的驱使下，人只有不断地克服自我的缺点，拯救自己的灵魂，才能实现超越，达到一种完善的境界，也就是说，“人生就是不断趋向上帝的旅途”。
 
    与西方伦理学的罪感性特征相区别，这一时期中国的伦理学则呈现出耻感性的特征，即更多的依靠外在的制约而非内心的罪感来约束个人的行为。面子是耻感性的最典型代表，只要别人不说三道四，面子上过得去，做什么都可以。龚群教授认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种缺乏罪感的内在约束力紧密相关。 

                    无限性：谁不倦的奋斗，我们就拯救谁 

    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伦理学也在对神学反叛的基础上，也开始由中世纪的“朝向天国”转向近现代的“朝向人世”，由对外在超越的追求转向对人自身的追求。充分肯定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权利的“个人主义”便应运而生，与“个人主义”思想紧相呼应的是强大的“浮士德精神”——追求深刻、追求无限，“谁不倦的奋斗，我们就拯救谁”。在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追求中，“超人道德”、“狮子精神”风靡一时，欧美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 

    当尼采高呼“要做一个超人”的时候，此时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则日渐归于“怎样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沉溺在“骆驼式精神”的中国伦理学，视那种追求无限的张扬的“浮士德精神”为异端而予以压制。与此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也随之产生，一个谱写出人类辉煌的伟大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一个并无多长历史的新生移民国家则迅速崛起，它们中间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大洋。 

    西方伦理学有其可贵的魅力，东方伦理学也有它外在的精彩，正如龚群教授所说，对于西方的伦理学我们要做的是——在对比中深刻地反省我们文化本身的因素是否对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