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记者的，也许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记录这些问题。”、“你对生活的认识有多深决定了你的摄影作品的质量有多高。”、“做记者不仅仅需要勇气，有时更需要智慧、忍耐、妥协。”说这话的，是一位57岁、从事新闻工作26年的老记者贺延光。

    这位新中国优秀的摄影记者在我校的出现，让不少人着实激动——不管是前晚的人文讲座“观看三十年”，还是昨早八点，贺延光在大三新闻班课堂上与学子们的交流，都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华中大学子。

    而贺延光，用他的对新闻事业的热情和执着感染着他的每一个听众，点燃着我们心中追求真实、关照社会的新闻理想、人生理想。 

                               “20岁时，完全就是傻子”

    “人民的悼念”图片展览是天安门事件后的首个影展。贺延光还记得当时置身影展现场的感受：“站在展览厅里，看到人头攒动，我才觉得，照片可以有这么大的能量和影响。你看那些人，盯着那一幅幅表达着天安门事件各种情绪的照片，那么入神，像在思考着什么。”

    “对我影响太大。”贺延光这样评价“人民的悼念”影展。

    几年后，贺延光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青年报》。那时的他，被现在的自己称作“傻子”，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关照社会和生活。

    没过多久，改革开放开始了。“我很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摄影界的视野慢慢打开。我看到了很多外国摄影师的作品。” 贺延光结识了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俩人经常互相观摩摄影作品、交流和研究。

    之后由于工作原因，刘香成离开了中国。走之前，他留下了一本小画册《毛以后的中国》。这本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变迁的照片报道集，让贺延光“理解了什么是一图胜千言，怎么去记录一段生活。”

    时间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每逢大事发生，背着相机到达现场的每每是他。《小平您好》、《民主进程》、《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还有5.12汶川地震系列图片……就在两天前，贺延光还在山东一家医院待了一阵子，“那家医院每年为100多个儿童做心脏手术。”

    他在非典期间拍摄的《面对生命》打动了很多人。那是一个医生的背影，他叉着腰站立在一名救治无效的SARS患者遗体前，生命与死亡、责任与无奈交织在一起的氛围浸透了画面。

    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贺延光在那场危机中主动请缨、克服重重困难去拍摄非典危机时，他的小儿子只有6个月大，这次从未有过的职业经历面临着生死未卜的危险，拍摄结束后他还发过一段时间的低烧。

    我们问他，什么时候退休。“到年龄就退。”贺延光回答的很干脆，“不过我不一定就不拍了。”也许，他已习惯这么多年来整日在外奔波的生活常态。北京闹“非典”那年，父亲问即将前往病区的他：“这次去多久啊？”贺延光回答说，就三四天吧。结果这一去就是18天。“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

    家里人也习惯了贺延光的“生活常态”。1991年华东水灾，他母亲病重入院，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救灾画面，老人家非常惊讶地对陪护在身边的儿子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还不去？”母亲的理解，打消了贺延光心中的顾虑。赶紧把事情交给表妹，第二天，他就收拾行李出发了。

                                 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 

    2005年4月29日下午，胡锦涛与连战在北京握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相隔60年的首次会面。为了拍好这张照片，贺延光事先考虑了3天。

    “两位领导人面向记者，握手微笑。这是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的。我想好的拍摄方案是：第一，必须拍全身照。两党恩恩怨怨这么多年，今天手往一块儿伸，步子往一块儿迈，这一伸手、一迈步，非常重要；第二，不拍握到手的镜头。这样拍，外国人可能看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边的历史背景，但全世界的华人都能看懂。”

    当天上午，连战在北大演讲，贺延光拍完演讲后马上赶回报社，告诉司机赶紧吃饭，15分钟后就走。去哪里？要到人民大会堂排队。下午3点会见，我12点半赶到，一定要抢占有利位置。画面上一共就两个人，你要是站偏了，拍到的就是后脑勺。到了大会堂，贺延光才发现自己不是最早的，还有外国记者排在他前边。

    现场留给记者们的地方是几个阶梯，贺延光站到最高的第四阶上，目的就是要俯拍，让画面干净点，不然平视过去会拍到远处的门窗和其他人员。在等候的两个多小时里，57岁的贺延光坚守在自己的“领地”，几乎没有动过——因为他要试光。“到时会有一百多记者不停地按闪光灯，会对照相的用光产生影响。”究竟是把快门控制在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还是八分之一好，“久经沙场”的贺延光也有些拿捏不准，于是，他一直不停地试拍，调试机器，一连试了五十多张。

    胡锦涛和连战的手握在一起时，快门声大作，闪光灯亮成一片。

    后来，贺延光那张名为《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的照片，获得了人民摄影报2005年度全国最佳新闻摄影奖、2005年度中国新闻摄影评选金奖、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贺老师很有思想和人格魅力” 

    “贺老师很有思想和人格魅力，我们都很喜欢他！”我校土木学院的摄影爱好者小张一边忙着“偷拍”贺延光，一边告诉记者，“这两天我从贺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

    让小张“有所顿悟”的是昨晚贺延光在我校东九C103的一场讲座。“贺老师说了好多80年代以前的摄影故事。”小张并不知晓在过去，尤其是文革时期，大部分新闻图片都把生活粉饰了。“不管工人、农民，统统都是红光亮、高大全。”贺延光说那时图片的明显特点就是千人一面，很少能反映生活。

    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形态影响，解放后的照片很多是摆步、导演出来的，在新闻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工具论。“我不赞成把新闻作为喉舌，作为工具。”贺延光认为工具的特征是没有思想，但做媒体恰恰是最需要展示思想的。“做一个媒体人，自己没有思想，你就很难去理解、捕捉、传递事情的真相。摄影和真实不能保持太大距离。”

    为此，贺延光一再对同学们强调：“按快门最简单，但什么时候按快门最复杂、最有学问。你对生活认识到什么程度，你的照片就拍到什么程度。” 

    让小张尤为记忆深刻的，还有贺延光对当下国内某些记者弄虚作假的批评。5.12汶川地震后，贺延光在电视上亲耳听到，当一名重伤者被担架抬出来时，“招招手，招招手”的画外音格外刺耳。“我们的记者太不像话！这多半是摄影记者或者摄像记者在喊，人家可是九死一生，你却让他为你的镜头招手！”贺延光用“太气愤了”来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记者的诚信是第一位的，没有这些，社会不可能进步。”  


                                          记者团 白晶 王渊/文 宋晨 张宝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