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王珏蕴 彭丽
　　　
　　5月11日晚上10点，教室里的学生所剩寥寥，而数学学院大一的曹明（化名）还在埋头赶着PPT。这是他的一门公选课《项目管理》的结课作业。
　　　
　　堂课上老师把学生们随机分成了6-8人的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每次的作业。然而曹明的小组自第一次分组后，成员每次上课都没有到齐。身为小组长的曹同学只好承担起了完成作业的主要角色。
　　　
　　这次的结课作业也是如此。曹说道：“我当然有想过分工下去啊，但是公选课人都不来，有什么办法？”这个现象导致本来是由十个人一起完成的作业，最后只有三个人来完成。
　　　
　　“小组合作”这种学习模式，最早兴起于美国，在各个国家都得到了普遍的采用。由于其实效显著，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在中国，“小组合作”因为2003年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模式”取得卓越成效而逐渐被大众知晓。
　　　
　　　                                               从“填鸭式”到“三明治式”
　　　
　　外语学院的张敏老师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英语课上，就让学生按照“A,B，C,D,E”的顺序报数，将字母相同的同学分成一组。她要求学生自己为小组设计组名与组徽，并选出小组长。这种小组合作的教学模式，她已经探索了八年。
　　　
　　张敏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学生在课堂上能更加主动的对话交流，让语言的学习不变成“填鸭式”的教育。在2014年，张敏参加了外国语学院组织的“三明治”教学法和“微格”教学法培训。这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培训结束后，她考虑了学生人数的情况，将班级分为了六人一组。
　　　
　　“小组多了，老师的注意力也会被分散，不仅仅只会关注个别出众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感。”张敏规定，每个学习小组每周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每个组员至少上台展示一次。张敏坦言，这次改进后，课堂教学容易了很多，“从前也许会有一个班好些，另外一个班力不从心的感觉，现在教的每个班我都很满意。”
　　　
　　张敏还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自己拍摄微电影。在英语微电影的准备、练习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学生把英语“说出来”。
　　　
　　其学生付俊豪认为，微电影的附加值比教学意义更大。“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团结合作，承担责任，许多方面能够得到锻炼。”他出演的微电影《万万没想到》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付俊豪也认为，虽然参与度增加，但是总的任务较多，无形中也增添了一些负担。并且像微电影这样的形式，因为技术要求，往往分工不均匀，“剪辑视频的同学会更辛苦。”
　　　
　　在教学模式的不断改进中，张敏也意识到，其实并没有最完美的模式。“我也不想给学生们太大压力，但是很多问题也是没办法避免的，老师们都是在尽力的完善自己的教学模式，力图做到机会均等，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得到锻炼。”
　　　
　　　                                       小组合作只是“虚有其表”吗？
　　　
　　土木学院大二的杨光介绍道，自己这一学期的六门课中有三门采用的是小组合作模式。“每年分组作业都挺多的，不管是专业课还是平台课，基本上都是合作收集资料然后用PPT展示。”
　　　
　　新闻学院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学概论》、《哲学导论》等课程都使用了“小组合作”的模式。其中《新闻学概论》将全院按名单分成3人一组的小组，每个小组选择近期的热点新闻进行分析，并将成果进行课堂展示。小组作业的文案最后会在公众号上推送，老师会以点赞量的高低决定平时成绩的高低，而平时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50%。新闻学的彭军（化名）对此说到“我们很早就建好了一个讨论组，但是没有人愿意在那个讨论组说话。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小组长，第一个说话的人会被理所当然的看为领导者，负责安排讨论，选题和分工。”
　　　
　　而除了小组合作的松散的问题，新闻学的刘光（化名）在准备这个科目的展示时，同时也碰到了《广播电视学概论》的小组作业。“我可以理解老师们的心情，他们也是为了让我们能更有效率，而且也方便评判平时成绩。但是现在什么课都有小组作业，感觉一起压过来，大家对待不积极，其实心里是有点排斥的。”
　　　
　　据观察，在正式展示时，由于时间的限制，小组代表往往是读PPT上的内容。而台下的同学，有些会认真地记下展示的要点，另外一些则在埋头玩手机或忙其他事情。另一方面，其实在杜郎口教学模式中，学生展示成果后，老师对学生的“反馈”也是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但在刘光印象中，展示结束后老师不会针对每个同学的具体分工进行点评，而只是说“这组的同学很不错”或者“这组同学很敷衍”。“一组的同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老师不会指出小组的合作中哪些部分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只是对我们展示的内容进行一些点评。”
　　　
　　　                                            小组合作=效率提高吗？
　　　
　　欧美国家的小组合作遵循的是“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建组原则，每个小组按照专业水平高低，能力倾向，个性特征，性别等因素来组合成员。而在记者随机采访的10名同学里，他们的分组时并没有一个考虑到这些因素。
　　　
　　机械学院大三的程同学对此到：“分组一般找的都是室友，熟人，这样交流会方便一些。有时候会想跟‘学霸’组队，但是他们一般都被自己的室友‘傍了’。有时候老师也会直接按照名单分组，其实也都差不多。”
　　　
　　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密切，等到出现问题时，能够站出来表达自身立场和意见的人就会越少，提出异议和质疑的难度会更大。从而使得小组分工因为成员过分熟悉而变得不明确或者随意，“搭便车”的情况也更经常的发生。
　　　
　　大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的蓝景曦老师也认为团队合作常常得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因为“在有很多人的团队里，大家可能不是很喜欢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其实我真的觉得单干更好，本来小组合作的目的是1+1>2，但是现在因为组内意见不统一或者因为被搭便车带来的憋屈感，使得合作变成了一种1+1<2 的事情。”新闻学院的彭同学说道。
　　　
　　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叫“群体效益”：团队成员的平均贡献率会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而减少。蓝景曦说到“用中国的话说，就是‘一个和尚提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任务如果是十个人的，那我要承担的责任也就是百分之十，那我就会懈怠一点。如果失败了，我也只用承百分之十的内疚感。”蓝景曦认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同时她也提出，在一个团队里，应明确地区分配任务，根据不同的人的特质来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平均分配任务。
　　　
　　　                                              小组合作，其路漫漫
　　　
　　为了避免小组合作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老师们也开始了不同的努力和尝试。
　　　
　　在建筑系大一《建筑初步》的课堂上，王玺老师为了规避“搭便车”的情况，每次小组作业之后，会要求每个同学交一张表，上面是每个同学在这次作业中所做的任务。“我和其他老师先根据其任务量和任务完成情况，给每个同学一个基本的大概的分数，再小组之间互评，自己自评，最后综合三者给出最后的分数。”
　　　
　　其学生路菲（化名）认为小组合作形式更有利于学习：“建筑这门学科需要去实践，把纸上的方案做出来，才能知道问题在哪，而且也可以从不同的组员身上学到更多东西，总之好过一个人拿着自己的方案泛泛而谈。”
　　　
　　《哲学导论》的王亚娟老师则要求，在小组展示前先将分组与分工情况统计发到她的邮箱，在正式展示时，便能根据分工完成的质量给小组内每个成员一个不同的分数。其学生则表示，即使老师的方式有效地规避了“搭便车的行为”，但还是会有小组积极性不够、拖到截止日期才开始准备的情况。“他们确实把应该完成的部分给你了，但是质量一看就是敷衍的。”“至于能不能学到东西，我觉得还是能的吧。”这位同学作出了为难的表情，“在自己查阅资料的时候还是会了解到一些东西，整合PPT也会知道一些新的知识。不过上次哲导的展示，我们自己组的上去讲，我都没有听。”
　　　
　　正如亨利·福特所说：“走到一起只是开始，团结是过程，合作才是成功。”小组合作模式的探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