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讲两个故事。一个是我母亲的组长，一个是我的高中老师。

我母亲是一名超市促销员，最普通的那种。每天起床，上班，清清货，站在柜台前用笑脸迎接顾客，清清货，下班回家，刷刷抖音，睡觉。

直到去年年初，疫情来袭，超市要求全员上班以满足我们这片地区日常必需品的需求。我母亲哪是见过这大世面的人啊，坐标武汉二月初，外面疫情肆虐，超市人员密集，不怕死的才敢在超市晃悠，她差点就哭出来了。就在她苦着脸准备上战场时，群里一条消息，组长说根据上级指示，感冒咳嗽的可以留在家中。我母亲一看，这个好。马上发送一条“我咳嗽”的消息过去，然后摘下口罩，欢天喜地地上楼去了。我从背后偷看她的手机，发现群里的咳嗽都刷屏了。原来大家都在怕啊。也是，作为一名老实巴交的超市促销员，能有什么大胆量呢？

但过了几天，我母亲一看群里的消息，发现组长又通知大家来上班了。她尴尬地笑笑，因为组长早就发现大家都在以感冒为借口给自己放假了。但碍于面子，也不好跟她们打游击战。我母亲这次没有过多犹豫，直接骑上她的小电动车去超市了。她的勇敢来源于超市运营制度的改变。现在生活必需品都是由社区订购，再由超市专门派人送过去的，安全系数大大增加，这件小事也被画上了句号。

但当时我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我母亲在家休息的几天，超市是如何运转的呢？这个问题也是我看了我母亲的聊天记录才得到解答。原来在这几天，母亲的组长每天都在坚守岗位，高强度地工作，连着这个小组的份一起完成。疫情当头，超市的工作人员减了大半，但人们恐慌地积攒物资，超市的物流量每天都处于超负荷状态。那段时间武汉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隔离制度，人们大多还在自行外出购买必需品，超市人满为患，超市工作人员的感染几率更是大了许多。直到我母亲说要去上班那天，超市里已经有两名工作人员进病房了。她其实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学我母亲，谎称自己“假咳嗽”来逃避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成为发展对象。需要写函调并交给我父母所属工作单位的党支部盖章，那时我才发现我母亲的组长，她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的高中班主任，其实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从来没跟我们提过这件事，我也是通过他办公室里写有“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亚克力牌，才知道他是一名党员的。作为名牌老师，教学质量没话说。但真正让我感到钦佩的，还是一件小事。

我们的高中，每周一都会奏国歌，升国旗。而升国旗的这段时间，也是一段极其无聊的时间。虽然仪式很正式，但对于我们那个小县城来说，大家都没有那么强的自我约束力。从小学到初中，我对升旗时光的印象，就是老师们无聊地踢着石子，学生们转过头与后面的学生有说有笑。但在高中，升国旗时，我和我周围的人，却是丝毫不敢发出声音，只因我身边站着我们的班主任。此时他正用极其严肃的目光凝视国旗，轻声唱着国歌，与周围聊天的人相比，显得有点突兀，但我莫名感觉自己稍微发出一点声音都好像是亵渎了他似的。老实说我从小长到大，在升国旗的时候这么严肃的人，他还是第一个。就这样，慢慢过了一段时间。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整个班的人都不会在升国旗的时候说话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开始小声地附和着国歌的旋律。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我们班唱国歌的声音可以被整个操场上的所有人听到了，惹得其他班的学生对我们投来另类的眼光。而老师们则是笑而不语，我猜他们可能熟知，我们的班主任在之前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带领着他的班唱起国歌的。但离他最近的我，并不觉得他这是在教导我们，说成是感染更为恰当。而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记在操场上的那嘹亮的歌声，也无法忘记这个教会我升国旗的人。我甚至觉得今天刻在我骨子里的一部分红色基因，就是在那时候被我的班主任唱进去的。

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身为共产党员，我们受过党的教育，了解党的先进性。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又如何使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呢？回忆起这两个故事之后，我得到了一个答案：身先士卒。当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共产党员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当党发出号召时，共产党员是第一个应声附和的。身为共产党员，只有俯首甘为孺子牛，才能够真正感化人民群众。在我从普通人民群众到共产党员的这条路上，我深刻体会到，人民群众听不懂党的基本路线，读不会四项基本原则，但他们看得到共产党员在疫情时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的背影，感受得到党在封锁城市时给予他们的关怀与温暖。

我认为，为人民服务，便是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自我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