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初探南海

南海是中国最深、最大的海区，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是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的重要海上通道。海上岛屿星罗棋布，渔业资源异常丰富；海底蕴藏大量矿藏资源，尤以油气资源著称。南海在经济、国防上的效用不可估量，战略价值日益彰显，尤其是南海诸岛中位置最南、分布范围最广、包括岛礁最多的南沙海域，是中国经由南海与各国往来的交通要冲，也是中国南部安全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对于南海，杨士莪并不陌生。早在1959年，正当韶华的杨士莪作为中方副队长就参加了“中苏联合南海水声考察”。那次考察主要依靠苏联的设备，中方人员大多对水声不熟悉，抱着学习的态度参加。时隔35年后，中国终于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大型的考察工作了。

对此，杨士莪说：“1959年的中苏联合考察，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属于启蒙式的，就是让当时我国水声科研工作者们知道了水声考察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干。苏方从未在亚热带海区做过相关实验，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了解亚热带海区的海洋环境及其对水声的影响，取得亚热带海区的海洋环境参数。而我们国家当时由于水声研究刚起步，想借机向苏方学习水声到底怎么个干法，我们的目的是学习。所以，当时在南海进行浅海的考察，就可以满足双方的需要。那次大部分考察和实验工作是在大陆架做的，最远的一次实验是在大陆坡进行的，还没有到达深海。

而1994年中国独立进行的南海考察，侧重于深海海域，堪称中国水声界向深海迈出的第一步。此行目的在于以南海为样本，考察声波在深海的传播衰减规律，并探明不同海域环境对声波传播的影响。当然，水声研究包含范围甚广，这次考察的内容只是水声工作中的一部分。第一次到达一片新海域，不能全都研究，只能抓点最主要的。在这次考察以前，我们顶多就是看看国外的文献，知道人家做了什么，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自己做过相关研究。”

1994年4月和5月，杨士莪带领考察队分别进行了两个航次的考察。根据南海的海域特点，杨士莪等将考察重点放在了研究声波在大陆架陡坡、半声道地区、深海声道三种海域的传播衰减规律，探明不同海域环境对声波传播的影响。

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考察，队员们倍感珍惜。为了取得理想的实验结果，需要确保更好的实验手段，熟练地掌握实验过程，充分分析并利用实验数据。杨士莪作为考察队长对实验总体规划的统筹安排，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实现更好的考察效果，考察队研制了专门的实验设备，如作为声源投放到固定深度爆炸的“声弹”，用于接收信号的声垂直阵、水平阵等，都由相关单位专门研制。

深海区域作业时，赤道附近的太阳几乎垂直高悬于头顶，甲板温度达到70余度，烫得没处落脚.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抱着一百多斤的线轴在电缆里钻来钻去，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的实验项目甚至需要连续工作三昼夜以上。年过花甲的杨士莪身先士卒，和大家一起忍受着高温酷热、缺少淡水、没有蔬菜的艰难时刻。长时间的海上试验，淡水告罄，杨士莪和同志们把压载水仓飘着油污的水烧开了喝。有一次出海，还没等实验结束就几乎断粮了，菜、肉早已殆尽，仅剩下一点宝贵的米和一桶盐，在潮热难耐的气候条件下，大家就白天做试验，晚上打鱼，以盐水煮鱼为食，一直坚持到实验结束。

身处茫茫大海的考察船，渺小得犹如一叶扁舟。杨士莪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并用多年积累的海试经验关照、嘱咐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各种注意事项。当考察队员劳累一天已经酣然入梦时，杨士莪却常要确保所有人员、实验设备安全无虞后，考虑接下来的考察内容安排或者根据实际海况变化是否需要调整实验方案等。

花甲之年的他与年轻人相比，在年龄和体能上本就毫无优势可言，可在高强度的考察工作中，人们却从未见他流露过半点疲态或慌乱失措的神色，他总是指挥若定、行事沉着果断。事实上，与在考察工作中独挡一面的很多青年人相比，作为总指挥的杨士莪要独挡多面、把握全面，“上下千条线，中间一根针”，他既要对上与领导机关打交道，又要对下统筹所有科研人员，其体力与精力的付出都要几倍于旁人。此外，他还要承担更大的精神压力，他深知自己肩负的重担——中国水声界三十五年的等待、十年的筹备、国家数千万元的投入……此行务必全胜而归，不能有丝毫差池。他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考察实验中，此前充分的准备和顺势达观的性格使他将心态调整得很好，也因此给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留下了对他指挥考察时“举重若轻”的印象。

考察队中有个负责接收信号的队员，因为晕船晕得最厉害，被大伙儿评为“晕船委员会主任”。在海上实验时，右手边放着一个暖水瓶，左手边放着一个水桶，一边读实验数据，一边“哇”地一口吐出胃中涌涨的酸水，随即喝些热水，接着再吐出来，如此往复，却自始至终坚守岗位。杨士莪对这样的科研工作者充满爱护和赞赏之情。直到二十多年后，有记者采访他关于哈尔滨工程大学“三海一核”（船舶制造、海军装备、海洋工程、核能应用）办学特色发展历程时，杨士莪仍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饱含深情地提到那些科研工作者，他说：“学校的特色、水声学的发展，就是在一大批这样可爱、可敬的科研工作者的坚守中，一点一点积累、形成和发展的。”

1994年5月，在考察即将结束时，杨士莪带领考察队登上了位于南沙群岛中部的永暑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