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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邓颖超精神的情结与缘源
——写在前面的话
高玉春
2014年2月4日，是敬爱的邓颖超同志110周年诞辰。为缅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我撰写了《邓颖超精神世界研究》一书。
2004年7月，我被聘为河北师范大学邓颖超精神研究会理事。河北师大之所以建立邓颖超精神研究会，是因为邓颖超是我校著名校友。河北师范大学的源头学校，一是顺天府学堂，一是北洋女师范学堂。1913年，北洋女师范学堂更名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简称直隶女师。1916年秋天，12岁的邓文淑（即邓颖超），由预科升入直隶第一女师的本科。
1986年6月13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回到母校河北师范大学参加校庆大会，并作了亲切的讲话。
我深知，我的责任是全面系统地研究邓大姐的生平、事迹和杰出贡献，我的义务和使命是广泛学习、弘扬邓颖超精神。我任理事，理应对邓颖超精神有所研究并推出系列研究成果。但在2009年9月之前，仅仅草拟出《邓颖超精神的诞生地、特色、价值取向》、《邓颖超在西柏坡的峥嵘岁月——兼论邓颖超精神与西柏坡精神的关系及其特质、特色》、《妇女权益保障观：邓颖超精神的特质》、《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爱情观刍议》等五篇文章。而且对邓颖超精神的理解还是表层的、肤浅的。后来，经过反复阅读《邓颖超书信选集》、《邓颖超传》（金凤著）、《西花厅岁月》（赵炜著）、《我们的邓大姐》、《邓颖超忆旧》、《邓颖超光辉的一生》、《邓颖超革命活动七十年大事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等文献、资料，不仅对邓颖超精神有了较为系统的全面的了解，而且逐渐形成了邓颖超精神研究的纽结和网络即逻辑系统。当然，也使我对邓颖超更加崇敬。
我之所以更加崇敬邓颖超是因为，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她为中华民族的屹立和发展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杰出贡献。她参与了当代中国历史的创造与开拓，经受过严峻的考验；既饱尝过胜利的欢乐，也吞咽过挫折的痛苦。她是改变20世纪中国面貌的革命者中为数不多的实践者、见证人，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推动者。中华民族因为有邓颖超这一代伟大女性而自豪和骄傲。
我之所以更加崇敬邓颖超是因为，她始终保持功高而不自满，位高而不自居的政治品格。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她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
我之所以更加崇敬邓颖超是因为，她在革命生涯七十三载，始终保持革命气节。邓颖超一生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严守组织纪律，秉公办事，突出表现在她和周总理一样，严格要求亲属不搞特殊化，特别是她在遗嘱中再次申明：“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邓颖超矢志保持晚节，一生清正廉明的铁证，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革命风骨精神的映现。
我正是怀着对邓颖超无限崇敬的心情，从事邓颖超精神研究，着力揭示其诞生地、架构、本质、特色和价值取向，并对邓颖超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关系作了多视角探索。其中不乏诸多闪光思想，譬如邓颖超创造性地提出下一代要忘我学习、奋斗、创造的理念。邓颖超在致全国少先队员的信中强调：希望你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忘我学习、奋斗、创造。”只有忘我学习，才能掌握比前辈人更多的知识；只有忘我奋斗，确立更坚毅的奋斗精神，才能使事业有所开拓；只有忘我创造，树立创造的志向，培养创造的才干，开展创造性活动，才能赢得美好未来。切实贯彻落实这一育人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必然使我国人才济济并占据科技制高点，确保中华民族在振兴中铸成强国，在世界竞争中凛然崛起。
邓颖超创造性地提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最高准则”的命题。邓颖超首倡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最高准则”，与她践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宗旨是相通的、彼此包容的：一是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和目标指向，而为人民服务是实现人民的利益的手段和路径；二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最高准则”是为人民服务理念的诉求，而为人民服务是实现人民利益的信念支撑；三是为人民服务的持续践行，是确保“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最高准则”切实到位的可靠保证。
邓颖超创造性地提出“国强”“民富”的理念。邓颖超于1987年5月在《致全国少先队员》的信中，提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理念。它之所以有着前瞻性、创新性，是因为她是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命题之前4年作出精辟概括的。因而首倡民富、国强论恰恰是邓颖超的一大理论贡献。
仅就上述邓颖超提出的三个创造性的理念和命题而言，邓颖超精神不仅具有时代性、现实性，而且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它对人们也对党、国家、中华民族的走势和发展有着多向度的指导意义。这就是邓颖超精神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也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弘扬邓颖超精神的理由和价值。
当前，在邓颖超精神研究上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
其一是邓颖超精神形成的逻辑行程问题。我认为，研究邓颖超精神的形成问题应引入过程论。即是说，邓颖超精神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邓颖超精神的基本要素在长征精神的孕育中生成，它表明邓颖超精神雏形形成；伴随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的推动下相继问世，在延安精神孕育中升华的邓颖超精神，也实现了由雏形向初步形成阶段的飞跃；西柏坡革命实践的锤炼、西柏坡精神的孕育，推动邓颖超精神实现了由初步形成向最后形成的飞跃。
其二是邓颖超精神的架构模式问题。我认为，研究邓颖超精神，应以核心论、层次论、系统论、中介论等观点和方法作切入，深入探寻架构模式问题。由此，必然将邓颖超精神界定为，是由核心要素、中层次要素、外层次要素和中介要素构成的架构模式。
其三，邓颖超精神之魂问题。我认为，邓颖超精神之魂是怀着大爱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不懈奋斗。这是我阅读《邓颖超书信选集》等著作后作出的概括。邓颖超的全部言论浩如烟海，但她一生最基本的信条即是上述三句名言的理念。当然，它是邓颖超精神之魂。正是邓颖超精神之魂决定着邓颖超的品格和价值取向。
读者朋友，您对上述问题有何看法，愿我们共同切磋。
研究邓颖超精神理念，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诸多社会贤达参与才能有所造就，我衷心祈愿有志者都为构建这一座文化软实力大厦增砖添瓦。
邓颖超精神形成的逻辑行程
唯物辩证的认识论秉持过程论认为邓颖超精神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即是说，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由萌芽、雏形、初步形成到最后形成的漫长发展过程。只有对邓颖超精神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架构和标志作出恰当的分析和描述，才能作出反映全面真理的确切答案。
一、邓颖超精神的萌芽阶段（从1916年秋在女师读书到1932年5月领导苏区工作）
邓颖超精神的萌芽架构和标志是：
1、在女师期间，自立自强，积极参加反袁救国活动，坚定了爱国救国志向
邓颖超幼名玉爱，学名文淑，后改用颖超。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邓颖超生于中国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从小立志救国图强，锻炼品学才能。1916年秋，邓颖超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同年底，年仅十二岁的邓颖超撰写了《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对反袁救国英雄蔡鄂的逝世表达了无限哀思，阐发了自己强烈的爱国救国主张：“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2、积极参加进步社团活动，自觉投入拯救国家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25日，以“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邓颖超担任讲演队队长，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9月16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成员组成的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召开成立大会，首批社员有周恩来、邓颖超等二十人。从此觉悟社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天津人民于10月10日在南开操场举行反对卖国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受到当局阻拦。邓颖超带领女生队伍冲锋在前，与军警展开搏斗，“被伤吐血”，邓颖超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形象在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悟社于1920年8月16日在北京陶然亭集会，邀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讲话。邓颖超也在会上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活动情况。
在此期间，邓颖超广泛接触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了《新青年》和李大钊撰写的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书籍和文章，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识。与此同时，她还认为，女子解放只解决参政问题不行，还必须解决女权问题。为此，于1922年11月26日，由邓颖超等人发起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1923年4月，邓颖超又参与组织了女星社，其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
3、在爱国运动的战斗洗礼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相当组织和领导能力的女界领袖
邓颖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理论，她的思想逐步由爱国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1924年1月邓颖超参与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第一批团员，翌年3月转为共产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1925年7月13日，邓颖超奉党的指示南下广州，担任广东区委妇女部长，领导和组织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开辟了妇女运动的新纪元。宋庆龄曾经评价说：“她是1925年到1927年时期一位活跃的领袖。”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上海与邓颖超一起开展白区地下斗争。1928年6月，周恩来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邓颖超也列席了中共“六大”。1932年5月，邓颖超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二、邓颖超精神的雏形阶段（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经受血与火的洗礼，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邓颖超精神的雏形的架构和标志是：
1、在长征中锻造成不屈不挠的革命到底精神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危害，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以来，周恩来十分辛劳，常常夜不能眠，终于在1935年8月积劳成疾。因病被编在休养连的邓颖超前来照看，两人相互鼓励，最终战胜病魔。1935年10月，在爬雪山，过草地，粉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后，邓颖超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邓颖超时任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共中央机要科长等职。
2、面对死亡威胁，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长征前两个月，邓颖超连续大口吐血，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结核。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几乎“十痨九死”。邓颖超挥手告别了母亲，毅然踏上万分艰险的征程。
在长征途中，邓颖超始终扶危济困，关心每一个同志的安危，挽救身边战友的生命。爬雪山时，邓颖超和红军战士都穿一身单衣。他们往山上走时，忽然风暴来临，大雪纷飞，真似到了严冬季节。警卫员顾玉平连拉牲口尾巴行走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大口喘气。他说：“小超同志，我怕不行了！”邓颖超赶紧跳下骡子，说“不要紧，不要紧，你皮包里不是有药吗，吃几片就好了。”他摇摇头说：“小超同志，这是医生给你准备的药啊！”邓颖超气喘着说：“你快吃啊，还等什么，快取药吃了！”顾玉平吃两片药后，坚持下山到了宿营地。他流着泪说：“小超同志，今天多亏你救了我一条命！”在长征途中，不少人由于得到邓颖超舍生忘死的关怀而得以活下来，完成长征到达陕北的历史使命。
3、践行对牺牲战友的承诺，始终不惜牺牲自我，自觉甘于奉献
1935年3月的一个黄昏，邓颖超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通过贵州盘县的五里牌时，突遭敌机扫射、轰炸。休养连十多位同志伤亡。邓颖超协助医生抢救包扎伤员，指挥战士掩埋烈士遗体。进入草地第三天，红军遇上一条宽四十多米、深一米多的后河。邓颖超的担架员刚跳下河，就被汹涌的河水冲走了，邓颖超伤心得直掉泪。她表示决心继承壮烈牺牲战友的遗志，完成战友未竟事业，坚定地奋斗下去。邓颖超革命生涯七十三载，始终不惜牺牲自我，自觉甘于奉献，令世人敬仰。
三、邓颖超精神的初步形成阶段（在延安参加“七大”后思想境界有新的跃升，到1948年3月离开陕北）
邓颖超精神初步形成的架构和标志是：
1、在延安的艰苦岁月铸就了为人民服务的品格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邓颖超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至1947年3月离开延安，长达11年零5个月。在延安的“反扫荡”、反封锁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以及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庄严号召。也就在解放区军民创造边战斗边生产的奇迹中形成了邓颖超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此后，邓颖超通过学习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讲演和参加党的“七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邓颖超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确立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理念，以及“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人生价值取向。
2、在坚持白区斗争和全民抗战中，团结民主人士共同战斗，增强了和平民主运动的意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离开延安飞抵重庆。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稍后，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七位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由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作为中共代表也出席了政协会议。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进驻梅园新村。周恩来任南方局总负责，领导四川省委、上海、武汉、湖南、广东及香港的地下党组织。邓颖超负责南方局下设的群众工作委员会。在南京期间，周恩来、邓颖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对民主人士的遭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周恩来为李公朴、闻一多撰写了悼词，并由邓颖超在追悼会上宣读。周恩来、邓颖超在给李公朴夫人张曼筠的慰问电中指出：“公朴的牺牲必然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
3、在抗战时期致力于动员妇女投身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制造事端，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邓颖超到达武汉。邓颖超在武汉期间，先后担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积极从事妇女运动和儿童保育工作。1939年1月5日成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邓颖超为南方局委员，负责妇女工作和统战工作。南方局妇委成立后，邓颖超负责主持妇委工作并以妇委委员为主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邓颖超任团长，在她的召唤下，促进了大后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邓颖超在《“三八”节的献辞》中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应着手政治方面，无论遭受任何情况都要发扬中华民族的正气，坚持抗战到底。
四、邓颖超精神的最后形成阶段（从1947年7月参加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到1949年3月出席七届二中全会）
邓颖超精神最后形成的架构和标志是：
1、参加土地改革实践升华了对为人民服务的认识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委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8月26日邓颖超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土改中如何发动妇女的发言，提出全党做妇女工作、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会后，邓颖超于1948年5月之前约有一年多分散在各地参加土改，但1947年11月之后，主要在河北接近平原一个农村里做为当地党委下工作之一员从事土改工作。她犹如“以一个新的小学生进了农村大学”，她表示“努力在学习中改造自己，力求进步。”（《邓颖超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52、57页。）她坚持“锻炼自己与改造自己”相结合的取向，她立足于“艰苦的深入群众的工作与发动群众的思想觉悟”相结合的取向，她既严于律己又勉励属下同仁不懈进步，在大爱情怀中形成良性互动的取向。她要求自己“从学听到学做去受实际的锻炼”。由于“学了许多东西，有些问题，比前弄得更明确，特别是阶级立场、阶级路线的问题。”她还把参加土地改革的目的定格为“学习如何为人民服务”。（《邓颖超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8页。）
2、领导中妇委工作，提升了民主意识和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理念
1948年5月以后，邓颖超从土改工作前线，回到中央负责妇委工作。由于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去东北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代理中妇委书记。邓颖超到任后，“妇委的工作分别先后以国际活动派出代表团及召开妇女工作会议为两大中心工作”，并围绕上述两大中心工作，展开了多项纷繁复杂的妇女工作。第一，恢复中妇委工作，完善中妇委建制：一是建立妇委会议及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二是建立工作报告制度，三是建立妇委党委制。第二，筹备召开妇女工作会议。第三，筹备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无论是中妇委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妇委党委制，还是妇女工作会议、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都毫无例外地贯彻民主集中制，从而有力地弘扬了民主精神和对妇女民主权利的尊重。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意识的新升华，也是邓颖超精神的重要内涵。
此外，邓颖超还参与国际活动组织代表团及宣传工作。邓颖超是国际民主妇联的理事。她在1946年9月1日致诸姊妹们的信中重申，“今年十月中旬，在美召开国际妇女会议。”“我很荣幸，得到该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卡特尔夫人亲笔签名的请柬，邀我赴会。”她在致苏井观、傅连暲的信中还表示，将出席国际妇联召开的会议，并准备有关国际宣传材料。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碍，使邓颖超未得成行。邓颖超于1946年10月7日在致国际妇女会议的信中指出：“这完全由于我生活在一个极端缺乏民主自由的一党专政的国度里，才受到这样无理的待遇。”邓颖超还表示：“虽然我不能来出席会议，但为了世界和平民主的伟大事业，我愿和你们共同奋斗到底。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的事业，我正在此加倍努力。”
显然，恰恰是借助国际民主妇联平台，在同扼杀民主、自由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伸张了正义，铸就了邓颖超的民主权利观和民主精神。
3、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赋予邓颖超精神以核心内涵
在三大战役胜利之后，中国革命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是在中央机关的大伙房里举行的，极其简陋而朴素。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邓颖超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主要危险，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历史的视角思考，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今北京）。由此，七届二中全会乃至西柏坡即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西柏坡是中共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养育共和国缔造者的摇篮，也是陶冶革命情操的革命大学校。邓颖超在西柏坡期间参加了诸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运动，党的九月会议、一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等革命活动。邓颖超精神即是在西柏坡的革命实践的推动和西柏坡精神的积淀中孕育、升华的。由此应予定断：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即西柏坡精神是邓颖超精神得以最后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并将邓颖超精神界定为：邓颖超精神是在井岗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的革命斗争中锤炼而成的。邓颖超精神是以为人民服务而鞠躬尽瘁为真髓的公朴精神，是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最高准则的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以致力于妇女翻身解放以及对各界人士的真挚无间的高尚感情为核心的大爱精神，是以一生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为人生价值目标的自尊、自立、自强的风骨精神。
革命圣地西柏坡是邓颖超精神的诞生地，但邓颖超精神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它寓于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必然外在化、实践化、政策化，使邓颖超精神在新的升华中更富有生命力、感召力。
邓颖超精神在长征精神的孕育中升华
邓颖超精神在长征精神的孕育中升华，其根本要义是面对死亡威胁，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凸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其人格风范是：践行“我是个红军战士”的庄严誓言，始终以战士自居，像战士那样不息战斗；践行对牺牲战友的承诺，始终不惜牺牲自我，自觉甘于奉献；践行“革命到底”理念，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始终坚持不懈奋斗。
一、邓颖超精神雏形在长征精神孕育中生成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它是由共产党人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长征中的作战，完全是在敌强我弱、战斗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展开的。而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的红军指战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激战腊子口，跨越雪山草地，挖野菜，吃树皮草根，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战胜敌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并由此形成了气吞山河、勇敢直前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服从大局、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长征精神的精髓是一往无前的奋斗牺牲精神。长征精神及其革命实践推动邓颖超精神由萌芽阶段跃升到雏形阶段。
当时身患肺病的邓颖超发着低烧，痰中还带血丝，无力地躺在担架上随军出发。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只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廖似光、贺子珍、李伯钊等三十位同志。生病的邓颖超、怀孕的贺子珍、廖似光都编在干部休养连里，连队有三百多人。休养连连长候政，是二十岁的青年干部。休养连指导员李坚贞，曾是中央苏区汀州县委书记，后来邓颖超推荐她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干部休养连中还有年过半百的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董必武是这支特殊连队的党总支书记，邓颖超是党总支委员，分管宣教政治思想工作。她躺在担架上，拖着病弱的身体，仍竭尽心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危难中邓颖超总想到他人，浑然忘我地抱病照顾同志。当部队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敌封锁线时，干部休养连怀孕七个多月的廖似光一天赶了一百多里路，腰酸腿软，肚子阵阵作痛，她实在走不动了。连长侯政连忙扶她骑上自己骑的马，想让她骑着马赶路。但肚子的疼痛使廖似光连马鞭马缰绳都抓不牢了，而到宿营地还有一段路程。廖似光脸色煞白，汗水湿透衣衫，摇摇晃晃几乎要从马上掉下来。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知道了，立即让出她的担架给廖似光，自己颤微微地扶着警卫员，一步一喘气地走着。廖似光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激动地喊着“小超大姐，小超大姐”……
刚抵宿营地不久，在娘胎里仅七个月的孩子就匆匆降世了。邓大姐高兴地说：“这是未来的小红军，要把婴儿保护好放在担架里，到有老百姓的地方再寄养。”产后的廖似光，行军很困难。邓大姐见状再次让出她的担架给廖似光。邓大姐在危难时刻，克己救人的行动感动、温暖着廖似光。
过草地的第一天，天降大雨，雷电交加，邓颖超骑的马受惊了，离开队伍，一下子掉进沼泽地。她从马上摔下来，双脚陷进泥潭里。她一动也不敢动，不然会愈陷愈深。前面的队伍已走很远，叫也叫不应，后面的队伍又没到。此时，只有在多年革命斗争中多次遇危不乱、遇事不惊的沉着和镇静，支撑着她的身体。她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在沼泽中兀立着。很久很久，后面的同志走来了，一看是邓颖超，赶紧把她小心地慢慢地拉出来，她骑的那匹马却已被泥潭吞没！天正下雨，邓颖超全身连泥带水湿透了。第二天，她就发高烧，拉肚子。周恩来也发高烧，医生手中仅有一支退烧针，给周恩来注射了。邓颖超就凭坚强的毅力挺过来了。
过草地七天七夜，邓颖超没吃一粒米。草地最后一站是巴西，这里已有居民和房子。这里的房子是上下两层，楼上住人，楼下养牲口。邓颖超支撑着疲惫到极点的身子，走进房子，一下子倒在满地的牲口粪中，再也没有气力上楼了。她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慢慢才有气力走上楼。这时，一直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赶来看她。见到她那副模样，禁不住哭了。因为见她只有三分像活人，以为她活不成了。
然而，邓颖超凭她顽强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缠身的病魔，随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邓颖超同奇迹般全部安全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三十位女战士笑着说：同志们，我们工农红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我们的后人将以我们为骄傲，将永远铭记在心。
邓颖超精神的基本要素在长征精神的的孕育中生成，它表明邓颖超精神雏形形成，是邓颖超精神升华的结晶和标志。
二、邓颖超精神是升华的长征精神
邓颖超精神的雏形不仅在长征精神的孕育中生成，而且赋予邓颖超精神以新的内涵，使之得以升华。
1．面对死亡威胁，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凸显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1934年8月，邓颖超连续大口吐血，经医院化验确诊为肺结核。当时肺结核是一种很吓人的病，“十痨九死”，犹如得了癌症一样。邓颖超本该住院治疗，但红军准备转移，环境不允许啊。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和机关干部共八万六千多人，开始战略转移。邓颖超躺在担架上对母亲依依不舍地说：“妈妈，妈妈，您要多保重啊。只要我们转移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一定来接您。”母亲的坚强给了邓颖超更大的勇气忍受别离的痛苦。她挥手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战斗三年的根据地群众，踏上了万分艰难的征程。
邓颖超在长征途中，始终扶危济困，关心每一个同志的安危，挽救身边战友的生命。
1935年3月的一个黄昏，干部休养连正通过贵州盘县的五里牌。一条小路沿着山坡蜿蜒而上。路的一侧是层层梯田，另一侧是陡峭的山岭。部队沿斜坡翻过山去，准备到山背后宿营。快到山顶了，休养连的干部、战士赶了一天路程，实在累乏了。连长候政命令大家休息。忽然，一架敌机从山缝里钻出来，飞得很低，擦着树梢，掠过梯田。敌机一阵机枪朝休养员匍匐的地方扫射下来，紧接着又扔下三颗炸弹。休养连损失惨重，十多位同志伤亡。刚刚作完截肢手术的红军团政委钟赤兵的警卫员和一名担架员牺牲了。失去担架，钟赤兵急得汗如雨下。此时，最体贴关心同志的邓颖超走了过来，安慰他别着急，主动把她的一名担架员让给他，钟赤兵又感到为难：“小超同志，你怎么办？”邓颖超温和地笑着说：“我能支撑着走啊！”
1935年6月，邓颖超和干部休养连的同志来到著名的大雪山夹金山下。这座山海拔四千多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里路。邓颖超和红军战士都穿一身单衣。她望着雪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只能带些辣椒水准备御寒。他们在山脚下住了一晚。第二天，邓颖超骑着骡子上山了，警卫员顾玉平紧紧跟着她。她们往山上走，忽然风暴来临，大雪纷飞，真似到了严冬季节。气温愈来愈低，空气十分稀薄，邓颖超只觉得透不过气来。她回身喊：“顾玉平同志，快跟上啊，不能掉队！你不行的话，拉住牲口的尾巴，咬咬牙就过去了。”顾玉平果然拉着骡子的尾巴，一步一步往上爬。风雪太猛，吹得睁不开眼睛，连拉牲口的力气也没有了，她一屁股坐在雪地上。邓颖超勒住缰绳，回头一看，急忙呼喊：“顾玉平，顾玉平，你怎么啦？”顾玉平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说：“小超同志，我怕不行了！”邓颖超赶紧跳下骡子，走到顾玉平身边，说：“不要紧，不要紧，你皮包里不是有药吗？吃几片就好了。”顾玉平摸摸身上皮包，里面装着给邓颖超准备的药。他摇摇头，艰难地说：“小超同志，这是医生给你准备的药呀！”邓颖超喘着说：“顾玉平，你快吃啊，还等什么？这雪山上决不能停留，翻过雪山就是胜利，快取药吃了。”顾玉平听到邓颖超那样亲切有力的话，浑身感到温暖，取出两片药吃了。邓颖超又将随身带的辣椒水让顾玉平喝了。顾玉平看到一些战士和挑夫坐下休息，再也起不来，永远融身在冰雪世界，他的眼泪忍不住簌簌往下掉。他们下山到了宿营地，顾玉平同志流着泪说：“小超同志，今天多亏你救了我一条命！”邓颖超温和地笑笑说：“顾玉平同志，你说什么呀！一路上，不是多亏你照顾了我吗？”
在长征途中，面对生死考验，邓颖超一向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却把危险和牺牲留给自己，它彰显邓颖超崇尚战友情谊的高尚品德和一以贯之的为革命事业勇于作出奉献和牺牲精神。
2．雄辩演讲，赢得民心，俘虏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这是邓颖超在开辟的新战场中取得的新成果
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后，俘虏了国民党许多官兵。在欢庆胜利的大会上，邓颖超赶去讲演。她阐明共产党红军闹革命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道理，俘虏兵听了大受震动，纷纷起来控诉反动派的罪行，当场要求加入红军。这是邓颖超将党的宣传工作与俘虏转化工作相结合，拓展红军战果的新路径、新形式，也是邓颖超对长征精神的丰富和新贡献。
3．邓颖超精心照料病中的周恩来，为其转危为安，乃至夺取长征胜利做出必要牺牲和奉献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后决定者，特别紧张繁忙。白天，他和部队一起行军。晚上，别人睡觉了，他要看电台收到的各军团来电，在地图上标出行军路线，考虑行动方案，同毛泽东一起研究并作出决策，然后立刻起草命令，忙完已到下半夜了。来了情况，又得叫醒他。生活又特别艰苦，粮食缺乏，他和大家一样吃青稞和野菜。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和张国焘的斗争又特别艰苦。红军长征到毛儿盖，周恩来身体支持不住，终于病倒了。
周恩来的病势来得凶猛，一连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肝部肿大。邓颖超急急赶来，只见他昏迷不醒，皮肤蜡黄，躺在木板床上。坚强的邓颖超禁不住凄然泪下。她强自忍住，冷静地听王斌、李治两位医生的诊断结果。
医生确诊是病菌引起的阿米巴肝脓病，急需排脓。但当时条件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让战士到六十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向上发展，引导向下排脓。
三天三夜，周恩来昏迷不醒，邓颖超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夜深了，邓颖超在地上铺了点稻草，和衣躺着休息一下。她哪里能睡得着呢？她把周恩来脱下的灰色毛背心拿过来，在油灯下看看，只见毛背心中长满虱子。她一个一个找出来用指甲掐死，掐死一个数一个，她整整掐死一百七十三个虱子，掐虱子的血把她两个指甲都染红了。这都是周恩来的鲜血呀！
天刚亮，毛泽东进来探望周恩来的病情，问邓颖超：“恩来怎么样？”邓颖超轻轻回答：“医生说，敷冰是唯一的解救办法，恩来肝区上部已敷上冰了。”毛泽东看着邓颖超深陷的眼睛，关心地说：“小超同志，你也要当心身体。”邓颖超感激地说：“谢谢主席关心，我顶得住。”
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周恩来逐渐清醒，呻吟着嚷肚痛。邓颖超和医生把他扶起来，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高烧慢慢退了，他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了，睁开眼睛，这才发现小超在他身边。他感到意外，不禁问：“小超，你怎么到了我身边？”邓颖超见他醒来，高兴得抿嘴一笑：“我已来到你身边三天了。你昏迷了三天三夜，得了肝脓病。多亏王医生、李医生细心诊治，用冰块冷敷排脓，你总算醒过来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正好走了过来，一见周恩来醒过来了，高兴得拉着周恩来的手呵呵大笑：“恩来啊，你这次病多亏小超在你身旁护理得好。你该谢谢她呀！”周恩来满含深情看了看他的小超，三天三夜没睡，原来苍白的脸更见瘦削，眼窝深深陷了进去，他怜惜地叹了口气。邓颖超赶忙说：“哪是我的功劳，多亏两位医生治得好啊！”
邓颖超后来看到医书记载，肝脓疡死亡率极高。只有极少数患者在肝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能经过肠道排出体外而得以治病。周恩来是这极少的病例之一。多么侥幸啊，邓颖超想起来都有些后怕。（《邓颖超传》上，金凤，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03—205页）
三、邓颖超践行长征精神的伟大人格风范
言而必行，言行一致，崇尚实践，秉持认识与实践统一，是邓颖超精神的本质特征，也是邓颖超践行长征精神的伟大人格风范。
1．践行“我是个红军战士“的庄严誓言，七十三载，始终以战士自居，像战士那样不息战斗
红军冲破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阻截，向赤水河挺进。走到花苗田时，红军干部团已远远走到前面去了，干部休养连后面的警卫营没有跟上。天下着毛毛细雨，休养连正通过一个半圆形的山岗，突然一个营的敌军从山岗那边斜插过来，一下子窜到干部休养连跟前，大家猝不及防。枪声一响，形势更加危急。董必武下命令：“我们都是党员，不管谁都要服从命令！”骑在马上的邓颖超首先响应，果断地建议：“大家把警卫员交给连长，集中起来阻击敌人！”她首先把自己的警卫员顾玉平交给连长侯政统一指挥。她跳下了马，赤脚拖着病体向前疾走。别的干部和伤病员也纷纷把警卫员留下，大家由李坚贞带几名警卫员一起从山上撤下去。
侯政指挥几十名警卫员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进行了半个小时，后面的警卫营赶到了，以密集的火力压住敌人。李坚贞立刻护送伤病员进入大山沟，安全脱离战场。这次遭敌人突袭，休养连全部平安。连长侯政紧握邓颖超的手，感激地说：“小超大姐，多亏你果断建议，把警卫员集中起来，挡住了敌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邓颖超微微一笑：“我也是个红军战士，紧急时要保证战斗胜利！”
正如邓颖超所说她是长征中的红军战士，她虽然没有以军人身份编列在红军中，但却是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令人敬仰的是在她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一个战士的标准策励自己做一个“战胜困难的勇士”，“生活中的战士”，“为真理冲锋陷阵的战士”。她常常自诩为“老共产主义战士”，其实经过长征的磨励，她最终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2．践行对牺牲战友的承诺，七十三载，始终不惜牺牲自我，自觉甘于奉献
1935年3月的一个黄昏，干部休养连正通过贵州盘县的五里牌，当人们沿着山坡蜿蜒而上，快到山顶时，突遭一架敌机扫射、轰炸。休养连十多位同志伤亡。邓颖超协助医生抢救包扎伤员，指挥战士掩埋好烈士遗体。
进入草地第三天，红军遇上一条宽四十多米、深一米多的后河。刚下过暴雨，河水陡然增宽增深，翻滚咆哮，流势湍急。高烧刚退的邓颖超也来到河边。她喘息着问：“河水多深？”同志们回答：“不要紧，过得去。”邓颖超关心地嘱咐：“大家要手牵手过呀，把裤腿挽高些，一定要小心过去！”水流湍急，淤泥陷脚，先下水的同志被水冲得趔趔趄趄。从江西出发一直抬着邓颖超的担架员刚跳下河，一下子被水冲走了，冲没了。邓颖超伤心得直掉泪。战士们要高烧刚退的邓颖超躺在担架上，抬着过河。邓颖超不愿增加战士负担，毅然从担架上下来，走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她咬着牙，扶着一个个战士的肩膀，摇摇晃晃过了河。
邓颖超缅怀长征中壮烈牺牲的战友，决心继承他们的遗志，完成战友未竞事业，坚定地奋斗下去。《邓颖超忆旧》一文中说：“无数的战士倒下了，我们这些幸存者，为继承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双肩上的任务很重很重。”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就有使不完的劲，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邓颖超说“这也激励我，使我无限振奋。我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把我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为人民多服一点务。”
邓颖超于1985年10月14日，在《致罗桢》的信中无限感慨地说：“你悼念死者的诗，我拜读后，深为感动。”又说：“重要的是我们活者是要更坚强地继续战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望你我以此勉励，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
3．践行“革命到底”理念，七十三载，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始终坚持不懈奋斗
娄山关战役中负重伤的红军团政委钟赤兵必须截肢，他怕被留下寄养，坚决不肯截肢。医生非常着急。如不紧急截肢，伤势恶化，危及生命。
关键时刻，邓颖超赶到，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一定要他截肢的意见，保证一定把他抬到目的地，保留他的警卫员和饲养员。邓颖超耐心地说服钟赤兵：“老钟呀，你怎么想不开呀？丢了一条腿，保留下宝贵的生命才能革命到底呀。你放心吧，截肢后你留在休养连，咱们一定可以胜利到达目的地！”
这位勇猛的战将听了他一向钦佩的小超大姐的话，点点头同意了。他以坚强的毅力忍受了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躺上担架，和邓颖超一起随军出发。
邓颖超“革命到底”的寄语，既是对钟赤兵的关心和爱护，也是邓颖超对自己的诉求和鞭策。同时，也表达了邓颖超与钟赤兵彼此为“革命到底”而共同奋斗的大行、大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