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从湖南一个财会专科学校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设计处工作，后来还曾在冶金部、中科院等单位工作。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因为我有党务工作经验，就被推荐到中央纪委工作，先是给领导同志当秘书，后来调到干部室工作，前前后后将近20年的时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后，陈云同志是第一书记，邓颖超大姐是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是第三书记，他们在党内威望都非常高。1979年1月，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会，对中央纪委的职责任务、工作范围、机构设置、干部配备条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要求各省、区、市和国务院各部门也要尽快建立纪检机构。

在组建过程中，不少省纪委书记向中央纪委反映，省级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但省委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工作，很少提要求，都是中央纪委在提要求，工作不好开展。中央纪委领导班子对此十分重视，专门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个领导体制问题要解决。

后来，中央纪委就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改变纪委领导体制，由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改为纪委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1980年2月22日，中央批复同意了中央纪委的报告。这个变化，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一方面，中央纪委的要求可以通过省纪委贯彻下去，省里的其他部门也好配合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省纪委领导的任命要经过中央纪委的同意，有利于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

这个领导体制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中固定下来了。可以说，从1978年到1982年，主要是恢复重建纪检机构，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中央纪委的工作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真正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力量，解决了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问题。后来，领导体制又发生了改变，把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这个“为主”去掉了，领导体制就是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而且明确了各级纪委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命要经过上级纪委同意。

再有就是纪委的产生办法，原先各级纪委是由各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后来改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要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对同级党委实行监督。就是说，纪委是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一个领导机关，而不是党委下面的一个工作部门，纪委的权威和规格有了很大提高。同时，纪委的称谓也变化了，过去把纪委都作为党委下面的一个部门，比如某某省党委纪委或者是某某县党委纪委，现在则改成某某省（县）纪委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中央纪委可以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纪律检查组进行监督，为开创工作新局面提供了组织保障。党的十二大党章把纪委的领导体制等问题明确后，就更有利于工作开展了。

我们觉得只是党章原则的规定还不行，还要制定一个系统的规定，把纪委的地位作用和机构设置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按照党章的规定，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基层，都要设立纪检机构，配备纪检干部，然后设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中直机关纪工委、国家机关各部委纪委。1983年年初，我们组织力量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名字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健全党的纪律检查系统加强纪检队伍建设的暂行规定》，不光规定了机构设置，包括干部编制名额级别都明确了，由中央纪委常委会通过，并通过中央纪委全会审议后正式印发。

建立机构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干部配备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决定搞一个关于各级纪委干部编制机构设置的规定，主要解决各级纪委班子规格的问题，文件由中央纪委和中组部制定，中央办公厅转发，就是《关于纪律检查机关组织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文件明确规定，省纪委书记要由省委副书记级干部担任，县纪委书记要由县委副书记级干部担任，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是副部级干部，这样更加有利于开展工作。

到干部室后，工作非常忙。例如1985年中央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前，为了实现干部队伍“四化”，中央一批老领导带头退出领导岗位，需要补充一批年轻的干部，我们代表中央纪委奔赴各省与拟退出的干部谈话，考察了解接替干部的人选，这是一个很紧急的任务。因为要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干部考察环节比较多，时间特别紧，任务很艰巨，只能连轴转，我和干部室一个处长一道，20多天跑了9个省。

选拔干部，首先是政治上要求非常严。中央纪委选人，一直把政治条件放在第一位，首要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讲政治，能够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还要求有比较高的能力水平。有一年，一个省的纪委书记到龄，省委组织部推荐了一个老同志，资格很老。我们考察后认为，这个干部很好，但文化水平偏低，经常闹笑话，很难树立威信。干纪检工作，要坚持原则，素质也很重要。

选拔纪检干部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敢于斗争。当时纪检工作全面开展以后，很多干部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但是有人最后遭到了打击报复。我们把支持纪检干部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1981年，我们抓了一个典型。某地林业局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一个纪检干部给他提意见，向上级反映，遭到了这个领导的打击报复。我们经过了解以后，报请中央纪委常委同意发了一份通报，要求旗帜鲜明地支持纪检干部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还有一个例子。1982年，某橡胶厂党委书记搞特殊化，把孩子安排进厂，干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这个厂的纪检委员就反映上去了，后来这个领导的孩子指使别人对他进行报复，把他杀害了。中央纪委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督办这个案件，最后将罪犯绳之以法，并处理了包庇他的父母。后来组织上把这个纪检委员评为模范党员、模范干部，还授予他烈士称号。

改革开放后，经济搞活的同时，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这个时候对纪检干部廉洁方面的要求就更高了。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开始有请客送礼的风气。中央纪委就明确规定，纪检干部不能收礼，谁要收礼按照受贿论处，严重的开除党籍，规定比一般干部要严。

大约在1985年，中央提出明确要求：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所有在职和退居二线的党政机关干部一律不兼任经济实体的职务。当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成立了很多公司，请领导干部当顾问、监事、董事等。中央决定，凡是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得在经济组织担任职务。中央纪委也立即作出了相应规定，就是纪检干部一律不许参加各种经济组织，参加了的一定要退出。后来不少机关经商办企业，中央纪委明确发出通知，纪检机关一律不允许经商办企业，已经办的都要立即撤销。我记得之前有几个退休老干部把退休金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加油站，后来收到通知后，这些老同志就主动停办了这个加油站。

我刚到中央纪委时，是给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马国瑞同志做秘书。到马国瑞同志处报到前，我有一点儿紧张。虽然之前我在一些场合见到过高级干部，但现在是给一位高级领导特别是从事纪检工作的领导当秘书，心里还是有一点忐忑。后来见到马老后，发现他待人很亲切，一见面就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给我当助手，我好多年没有工作过了，正好你来帮帮我。他说是助手，没有说秘书，说得很客气，让我心情马上放松下来。特别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般秘书是不会跟领导在一个屋子里办公的，但是马老说，现在办公室紧张，你就坐我旁边吧。就这样，我和他就面对面坐着了。后来我觉得秘书和领导坐面对面，有点不合规矩，要搬走。他说不用，咱们这样说话方便，你看来电话了，你接完了我接着接，这不挺方便吗？我觉得很亲近，像是和一个老同事共事。

我刚去的时候叫他“马书记”，他说不要这么叫，叫国瑞同志就行了。彼此称呼同志感到很亲切，也就成为一种习惯了，称呼里从不加职务。在中央纪委，领导与下属、同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平等，这给我印象很深刻。

马老很注意听下属的意见，遇事喜欢和我一起商量。有时候一个请示报告报来了，他说你看这事怎么办，你提个意见。他分管过信访工作，有时候遇到问题了，他就让我先去了解，回来向他报告情况，对我比较信任。我觉得领导对秘书这样平易近人，让人很感动。所以我也很乐意，并且心情舒畅地在他身边为他服务。

马老生活非常朴素，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我们一起出差，他每次都要交代我，吃饭简单点儿，不要铺张浪费。有一次到某地出差，当地准备得很丰盛，马老就不吃，最后只吃了一碗面条。他不怎么喝酒，但是喜欢抽烟，他抽的烟都是中低档的，抽“香山”牌的，好一点就是“前门”。

1982年，我从马老身边离开，调入干部室工作。从马老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好的品德，特别是平易近人的作风。后来我担任干部室副主任、主任时，只要有同志来找，我都会起身握手、让座，哪怕只是一般干部，我也要站起来一下，然后坐下来谈事，不能给人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可以说，与马老共事的两年多，让我受益终身。

总的来讲，我觉得自己过去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党的要求差距还是很大的。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风党纪、严厉惩治腐败，取得了新的更大成就，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