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抵沪一百周年纪念暨第十届全国茅盾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茅盾诞辰120周年暨抵沪100周年之际，由中国茅盾研究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茅盾抵沪一百周年纪念暨第十届全国茅盾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8月5—6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杨扬教授主持会议。此次会议分为三个议程：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暨抵沪10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第八届中国茅盾研究会全国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第八届理事会，杨扬当选为第八届全国茅盾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第十届全国茅盾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茅盾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讨论。
一、 地域文化与茅盾研究
茅盾自己曾说，如果不是到上海来，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可能就没有他以后的文学道路和文学事业，也不会有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的地位。茅盾与上海，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认为，茅盾的文学事业是名副其实的Made in Shanghai。他从一个外来青年到上海谋生开始，一步一步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上海不仅是他文学活动的舞台，也是他汲取文学资源、获得文学灵感的地方。以茅盾与上海的关系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线索，重新思考一些文学史问题。这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茅盾的了解，也可以强化茅盾文学世界中那些被人忽略的影响因素。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直接以“茅盾与上海文化”为题切入，指出茅盾的文学实践是从上海这个城市开始并确立其中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的，是上海这个具体的历史场域，沈雁冰成了作家茅盾。上海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为茅盾提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生舞台；而茅盾也为这一时期的上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湖州师范学院余连祥教授在他们探讨的基础之上，作了更进一步详细的考察，具体地阐述了商务印书馆的用人机制与茅盾的成名之路之间的重要关系。茅盾在上海的迅速成长，一方面固然是其天赋与勤奋，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商务印书馆这一良好的舞台：商务印书馆全面激发了茅盾多方面的潜能；商务的“趋时”成就了新派编辑家茅盾；《小说月报》则让“专业作家”茅盾一举成名。
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论域，也是文学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茅盾的西北之行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陕西师范大学李继凯教授认为茅盾与大西北的结缘，尤其是他那勇敢的“探路精神”，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茅盾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有过长达两年的大西北游历生活，从兰州、乌鲁木齐到西安再到延安及宝鸡，都留下了他的“探路”足迹，其间他对民族新生的向往、对革命圣地的赞美、对民粹主义的认同以及身陷绝境时的镇定等，都仍有“师者”导引先路的启迪意义。北京作家协会张复研究员在“茅盾的西北之行的偶然性和重要性”的发言中强调，茅盾的西北之行虽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但这偶然里面有必然性。此行时间不长，但在茅盾的一生中却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动并有重要意义，这期间他不仅写出了一批反映西北之行的新作品，政治与思想上更是有着极大的收获。
二、茅盾思想与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正在酝酿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茅盾研究也面临着深刻的挑战，探究茅盾思想及其作品的独创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取向。浙江师范大学王嘉良教授将现代作家茅盾置于中国20世纪文化语境中，分析茅盾的“矛盾”人生，探究其由“矛盾”人生形成的思想复杂性与矛盾性，揭示其处理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复杂关系及其创作蕴含的丰富内涵。中国人民大学高旭东教授将茅盾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大革命失败之后早期阶段是以写实为主导的象征与抒情的多元混杂，30年代的中期创作则以客观的社会写实为特色。高旭东教授认为这是茅盾的“矛盾”：当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批评家时，他竭力反对主观抒情与印象主义，力倡客观写实，试图将艺术科学化，推崇将人类情感纳入实验室的左拉；然而他随后的创作从《蚀》三部曲到《野蔷薇》、《虹》，在写实中具有浓重的抒情性与象征性，与他的理论倡导是矛盾的。针对茅盾思想转变这一议题，陕西理工大学火源认为，茅盾思想的转变是他个人的探索和时代氛围的双重影响。茅盾是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把握的状态下卷进政治活动，并参与党的工作。他的精神资源主要还是19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它是新潮才加以接受。他的精神还没有对残酷的革命做好准备，所以在革命失败后，终于不免于迷茫。
作为茅盾的重要代表性作品《子夜》，自然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焦点之一。绵阳师范学院邬冬梅认为《子夜》尊重了丰富而详细的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最大程度地呈现了当时丰富的社会经济现象，反映了1930年夏秋之交的中国都市经济，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题材小说。北京师范大学钱振纲教授继续从经济视角对《子夜》中所描写的民族工业困境作进一步考察。他从中原大战的影响、国内苛捐杂税对产成本的加重、关税对民族民族工业的难以保护、世界经济危机、工人斗争和民族暴动、买办金融资本家的金融封锁等七个方面加以概括和阐述。山东师范大学贾振勇教授将话题进一步引向纵深。他指出近年学界关于民国实际经济状况与《子夜》叙事关系的研究，虽然深化了人们对茅盾小说的理解与阐释，但需要注意区分虚构文本和历史事实的本质差异。南京晓庄学院杨迎平教授将茅盾放在文学史的立体背景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她认为与穆时英笔下片段的、跳跃的、感觉的、直观的描写不同，茅盾写上海是为了说明问题，阐述主题，他对上海的社会形态是科学家、哲学家的分析，《子夜》体现出的社会价值，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浙江工业大学左怀建教授将《子夜》与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版《子夜》进行对比，重新审视了当下都市语境中的电影版《子夜》，展示了文学作品在社会传播中的复杂变异和独特意义。
茅盾的其他主要作品在大会中也受到关注和热烈讨论。上海交通大学陈建华教授认为继《蚀》三部曲之后，《虹》在表现“时代性”方面更有突破。《虹》采用多种现代主义手法，摆脱了“革命加恋爱”及“章回小说”的叙事模式，成为一种“史诗”与“成长小说”相结合的中国版本。山西师范大学陈志华用叙事学方法对茅盾的小说《蚀》、《虹》、《腐蚀》等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展开分析，发现其表层情节结构和深层心理结构的内在动力，以此寻找进入茅盾文学世界的其他有效途径。贵州师范大学颜同林教授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读《蚀》三部曲，认为《蚀》三部曲既是茅盾对自己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的挽歌，也是对大革命时代女性群体性格与命运的绝唱。中国人民大学雷超以《蚀》、《野蔷薇》、《虹》为主要讨论对象，从“新女性”到“革命女性”的蜕变来讨论茅盾对“革命女性”的建构与想象，并从中分析出茅盾个人社会改造思想的转变轨迹。南开大学罗维斯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对《动摇》进行重新解读。他指出《动摇》是茅盾的小说创作中政治意味极强的一部，以一种深度参与国民革命的政权高层的姿态，为“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梳理一个合理的解释。《厦门日报》陈天助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蚀》三部曲为中心，考察1927年大革命后上海的小说与新闻。他认为作为茅盾创作的一种独特手法，《蚀》最为直接地呈现了新闻元素。
三、 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
茅盾作为新文学的巨擘，既是新文学的重要实践者，又是重要的新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学者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充分肯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首先以“划时代的茅盾”为题对茅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五卅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代，可以命名为“茅盾时代”。无论在艺术技巧、作家素养，还是文学理论方面，茅盾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孔海珠以《子夜》、《徐志摩论》为例，探讨了茅盾对左翼文学的重要贡献。日本一桥大学铃木将久在“抗日战争时期茅盾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的发言中，指出茅盾1938年左右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时形成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方向，第一个重点是现实主义精神，第二个重点是大众化，并以此确立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方向。河北大学阎浩岗教授以“茅盾与二十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为题，讨论了茅盾的乡村叙事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之间的差异，认为茅盾的乡村叙事除了独特的艺术价值，还具有一定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深圳大学谢晓霞副教授以茅盾编辑《小说月报》期间的文学行为为中心，考察了其与1920年代的文学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她看来，面对文坛“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的盛行，茅盾和同人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等刊物上发文对其进行批评，并以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等杂志为阵地大力实践新文学，1920年代文坛生态得以扭转，新文学发展的大致路向得以确立。陕西师范大学冯波副教授在“茅盾的译介与其现代乡土意念的发生”的发言中指出，茅盾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有着重要的贡献,而其现代乡土意念的发生有着不容忽视的跨文化语境。
厦门大学庄钟庆教授从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出发，指出茅盾研究还要多关注新的学术生长点，开拓更广的研究空间。如从文化视角探讨茅盾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从文学语言学科的角度研究茅盾有关主张及其作品修辞、载体、风格的特色。他建议今后有计划地传播茅盾的文学成就，扩大茅盾在东南亚乃至世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