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七年来茅盾研究（论著部分）述评

沈冬芬

嵊州市崇仁镇中学  浙江嵊州  312473

在第九届茅盾学术研讨会期间，偶然听得几位学者在议论当前茅盾研究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发表了哪些论著。换言之，对于介绍一个阶段来茅盾研究论著发表（出版）情况的文章，学界还是欢迎的。

“这样的文章我已在写了。”当时我心里如是说。

然而，学术会议回来，我除修改提交会议的《茅盾曾和鲁迅有过论战？》外，只赶写出了《一个时间问题献疑》一文。已写了千把字的“综述”近五年茅盾研究的文章终难完篇。我庆幸那时没有把话说出口。现将其写出，以报答关注茅盾研究的读者，并期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由于笔者不易读到发表在期刊上的单篇论文，这方面的介绍只好付诸阙如。只就本人视野所及的研究论著作些梳理与评述。

万树玉在总结本世纪头5年的茅盾研究时说，茅盾研究总体上“一直在扎扎实实地进行，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长足进展”；并说，“可谓势头颇足”（见《会讯》第8、10期）。这一结论同样适合近六七年来的茅盾研究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自第八届茅盾学术研讨会以来，至少有14部茅盾研究著作问世，部分论及茅盾的则更多。此外，《茅盾研究》第1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1辑（新加坡文艺协会2012年3月版）也在这一时期出版（以下分别简称为第10辑、第11辑），尤以后者规模最大。这些论著涉及茅盾的生平、思想、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诸多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茅盾生平、思想研究。这是本阶段茅盾研究成就最为显著者。钟桂松的成果令人注目。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钟桂松已有10余部茅盾研究著作问世。本阶段，他几乎以每年出一部书的惊人速度，奉献了五六部茅盾专著。《茅盾和他的女儿》（东方出版社2007年8月版），勾勒了沈霞短暂的一生和茅公的文学人生，突出表现了沈霞知书达理，才华横溢，为革命理想不懈追求，以及茅公对爱女的舐犊情深。这是第一部描述茅公与儿女亲情的著作。而沈霞的日记《延安四年（1942—1945）》（钟桂松整理，大象出版社2009年3月版）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该著。茅盾既是一位文学大家，又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在其革命历程中，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认识并相交一生。《悠悠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一书，即以流畅的笔调记录了茅盾与共和国领袖们的真诚交往与深厚友谊，展现了他们在革命年代、和平建设时期共同交往中显现出的宽广胸怀和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豪迈情愫。该书是作者《人间茅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的“姊妹篇”，统一于“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的茅盾之中。《茅盾正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是钟桂松又一部茅盾传记。该著“廓除‘戏说’，本于信实”；“以简赅之文辞，诚恳之态度”，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作家茅盾。《性情与担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是钟桂松阅读茅盾的书与梳理茅盾的史料后“有些话要说”的结果。共收论文20篇。这里有力求还原历史真相的探讨，有通过小事表现茅盾的人格、立场乃至学养；或钩沉史实，或阐发事理，写得别具情趣。

这一时期茅盾生平传记研究成果最为硕大者当推孙中田的《图本茅盾传》（“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丛书之一种，长春出版社2011年1月版）。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十分厚重的著作。本传开首于1980年代中后期，其构思过程之长、资料储备之充分，恐怕是一般著作难以企及的。这是作者60余年茅盾研究的全部认知成果与结晶。全书共30章，真切记述茅盾这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文化活动家的一生及其著述。第一章“茅盾是谁”，对传主作概括评述，为全书的“楔子”。本书最大特点是以史家笔法，广泛征引传主的相关研究资料，吸纳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写出一个“本真的茅盾”。其次是在文字记述过程中，配以大量珍贵的图片材料，文图互动，生动直观地叙说传主的生平。毋庸说，此著是茅盾研究新的重大收获。

与孙著属同一类型的还有刘屏的《茅盾画传》（为“文化的记忆”之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本书分14章，采取“择其精要，删其枝蔓”的方式，散文的笔调，同时辅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再现了一个和蔼、谦逊、睿智的世纪革命文学老人的形象，突出了茅盾早年就已显露的文学才华及对革命文艺的重大建树，生动地展示了茅盾的人格风范。行文真切自然，生动感人。该著图片比孙著更多。即便这样，二著的文字仍为主体。这与以前出版的韦韬、陈小曼、钟桂松等人的几部茅盾画传比较，便见出不同来。后者图片比重更大，甚至可说以图片构建成史传。

蔡震的《茅盾的青少年时代》（“恰少年”丛书之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是一本普及性读物。它描述了茅盾青少年时代（讫于1920年代末）的学习与生活，突出了茅盾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及对文学、政治均投以极大热情和精力。本书故事性强，叙事生动活泼，说理明白晓畅，是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极好教材。

《茅盾研究》第10、11辑多有对茅盾历史地位、人格事业等进行探讨的文章。丁尔纲的《五四新文学革命与建设和茅盾的历史定位》一文（第11辑），以极为开阔和宏观的视角，将茅盾与同时代“五四”精英们对比，着重鸟瞰了茅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与新文学建设中的历史贡献，充分肯定其在“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前驱、主将与旗手作用。李岫则阐述了茅盾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以及文学翻译、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等方面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第11辑）。万树玉“解读”了茅盾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的五个方面的实际行动和具体内涵（第10辑）；李庶长阐述了茅盾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人格事业的当今意义（第11辑）；李继凯从影因理论论述茅盾为人为文、做人做事，已臻于“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者”境界（第11辑）；欧家斤阐发了茅盾的民族精神，将其内涵概括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等几个方面。陈开鸣的《认识茅盾  走近茅盾》（作家出版社2007年7月版）是作者的论文结集。其中《“认识一个伟大的作家……”》等篇介绍并论述了茅盾的生平经历和文学业绩。

也有论著重在批驳那些贬损茅盾的错误言论。秋石的《我为鲁迅茅盾辩护》（文汇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一书，针对“和鲁迅不同，茅盾是个老党员，所以一直‘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把作家看成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战士’”；茅盾1981年4月5日去世，“终于没有能写出他的自传来”[1]的说法，根据具体事实，指出徐文关于茅盾“终于没有能写出他的自传来”是“一个失之千里的臆断”。茅盾仙逝的日子为1981年3月27日。在此基础上，他以茅盾对郭沫若跟风修改作品的政治化倾向持鲜明批判否定态度、粉碎“四人帮”后旗帜鲜明地大声疾呼“反对文艺作品堕落为政治口号的图解”、率先提出破除鲁迅研究中存在的“两个凡是”等为据，进一步阐述茅盾“从来不是终身革命作家”，决不是一直“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把作家看成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战士”[2]。而作者说茅盾不是老党员，实际党龄只有六年，却与中央恢复茅盾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的决定不符。

此外，钟桂松用茅盾敢于直面陈伯达、江青始终保持自己尊严的事实，批驳了茅盾“懦弱”的言论（第11辑）。陈芬尧运用具体史实，对胡风、秦德君的回忆录及“重写文学史”等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贬低、否定茅盾及其作品的错误言论与思潮，批评茅盾及其作品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梳理与驳斥（第10辑）。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以鲁迅的有关书信为据，对茅盾被鲁迅“骂”、茅盾“曾和鲁迅有过论战”等鲁、茅关系的几种“新论”，提出了质疑（第11辑）。

茅盾是驰名中外的大作家。对其创作的研究理应取得而且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王嘉良的《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无疑是这方面的力作。它虽是“以往研究成果的整合”，但包含了作者近几年的思考。其上编5章论述茅盾的创作艺术。作者认为：茅盾的突出价值是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统领下，注重理性化叙述和社会批评，开创‘社会剖析派’创作范型，强化了文学参与现实、批判现实的力度”的重要创作范式。并说，该范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3]。王著以正面阐述为主，也有对一些错误言论的辨析，如指出夏志清等对《子夜》的评论，“包含着对茅盾创作较深的误解和偏见，其间掺杂着因政治见解的歧义而难于避免的倾斜性”[4]等。此外，2011年10月，12卷本《王嘉良学术文集》出版。这是作者几十年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茅盾研究的大事。“文集” 5、6卷分别收《茅盾小说论》和《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两部专著，另有多卷收录作者多篇茅盾研究论文，共计100万字左右。

陈建华的《革命与形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是这一时期茅盾创作研究的又一重大收获。此书对茅盾早期小说的研究，着重分析女性形象塑造与进化史观、叙事结构的关系，描述新文学“长篇小说”的形成与展开过程。通过文本细读与复杂历史脉络的浓描细写，给茅盾及其作品作出新的诠释。其最大特点是“回到历史”，将作品细读与跨学科批评相结合。指出茅盾对“时代女性”塑造的“陌生化”成就；而其形象塑造则深受左拉等作家的影响。此著受到多位学者的肯定与好评。

庄钟庆的《茅盾的文学风格》（泰国留中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是作者以往茅盾文学风格研究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其上编为“作品编”。作者以为，茅盾的作品有着恣肆磅礴而又精雕细刻的统一的独特风格，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意境。并以其中长篇、短篇、抒情散文为例，分三章展开论述。陈开鸣的《认识茅盾  走近茅盾》一书，极大部分篇章论述《蚀》、《子夜》等茅盾的小说代表作与《叩门》、《白杨礼赞》等散文名篇，颇见功力。

陈芬尧评点的《林家铺子》（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2年1月版）是一本茅盾作品选，也是一本普及性读物。选评者打破单选创作或理论文章的惯例，收录茅盾的散文、小说、评论文章28篇。选文具美文特点。评点者对每篇作品作“阅读指导”、旁注和“美文欣赏”的评析（小说无旁注）。小到解释词语典故、标点含意，大至探讨作品主旨、人物塑造和创作个性。书前有长篇前言，介绍茅公文学人生，勾勒作品风格成就。前言以正面立论为主，但对于曲解茅盾以及现行语文教材尽删茅盾作品的不明智做法，也作了必要的批驳。青少年学生不大爱读茅公作品而现行语文教材又将其删除殆尽的当下，这样的选本也许不嫌其多吧？

王德威的《写实主义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是论述写实主义三位代表作家茅盾、老舍、沈从文的专著。著者将茅盾概括为“暴露社会病态，对一代革命者献身和陷身政治有深刻的体验”（《中文版序》）。在具体论述茅盾时，不仅多有拷问：“如果历史在资本主义的阶段处处弥漫着使现实彻底腐败的邪恶力量，那么茅盾又如何为自己预留一个超历史的地位呢？他处身于现实的各种层面……那么茅盾之倡导理想，岂不也是一种投机式的行动？”[5]或运用茅盾的创作抱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具有反讽的是”等词句，且充斥着质疑甚而反驳的口吻。这与论述老舍、沈从文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在论述老舍时偶尔还有质疑[6]的话，那么，对于沈从文的论述就不易找到了。从茅盾到沈从文，王氏的评价一路飙升。这并非王氏独创，“始作俑者”乃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老舍、沈从文不同，王氏对于茅盾的评论主要是反驳。这与夏著介绍共产党作家是为“反驳”的目的完全相同。他们基于颇多政治偏见与艺术偏爱，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很难做到客观公正。

徐可的《吴文化视野中的浙西现代作家》（远方出版社2006年9月版），从地域研究的视角，阐述了茅盾宏大的创作气魄中，蕴藏着“温婉典雅”的江南地域文化的印迹[7]。在《茅盾研究》第10、11辑中，有创作研究的论文20篇，或对茅盾《子夜》等单部作品的研究，或对作家塑造的形象群的论述，或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多有独到见地。

国外的茅盾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重要收获是日本是永骏《茅盾小说论》的出版。作者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茅盾研究专家，出版专著，水到渠成。他认为，茅盾“是一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与鲁迅同样起着领袖作用的作家，而尤擅于创作长篇小说”，实为至论。

作为文学大家，茅盾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双轨并行，且后者的成就与影响并不在他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之下。对茅盾理论批评研究收获最为丰硕者还推王嘉良的《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和庄钟庆的《茅盾的文学风格》。前者的下编以7个章节就茅盾论述艺术美本质、艺术创造主体以及文艺批评美学诸问题进行探讨，重在揭橥茅盾艺术创造和文艺思想的独特品性。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后者的“文论编”主要论述茅盾文学风格理论的独特价值和巨大影响。并认为，茅盾独特的风格理论与他的现实主义时代性理论主张相吻合。

这方面的另一收获是周兴华的博士论文《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著者认为，茅盾文学批评的目的“并不是从学理意义上建构文学的基本理论，而是从功利角度出发促进文学功能的现实化”；茅盾讨论的内容常常“重政治而轻文学、重实用而轻学理”[8]。她还认为，茅盾的作品论经历了用心摸索着渐入艺术之门到倒退着走向艺术门外的过程[9]；茅盾对茹志鹃等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是远离文学美感的“技术分析”，是“降为‘中学生作文点评’”，将文学的生命“情感和想象”驱逐出了文学家园[10]。周氏又以茅盾进入左联为界，将其作家论分成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郑重强调的‘我’与随意书写的‘我们’”；后期“频繁出现的‘我们’与难得一见的‘我’”，或“标志之外的‘我’与‘我们’”。而这昭示了茅盾在个人与集体、心灵与理念、政治与艺术之间摇摆不定的心迹[11]。类似的观点俯拾皆是。这却是我们不敢苟同的。“我”与“我们”用得多少隐现，泰半是一种书写习惯，强将它们分开，也太机械太刻板了吧？周氏怎知《鲁迅论》等篇中的“我”是“郑重强调”，而“我们”是“随意书写”？以茅盾进入左联为界，更是与夏志清以作家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划线，肯定前期否定后期如出一辙。即便激活茅盾潜在创造力而“成为一种典范”[12]的作家论，茅盾评判的着眼点也并非是审美[13]。他的作家论不及李长之和与穆木天。前者在艺术分析上“匆忙和无力”[14]；茅盾进入左翼阵营“艺术的感悟能力日渐退化”[15]。这就是周氏笔下的茅盾的作家论！够出格吧？温儒敏说，茅盾的作家论“在同类批评文字中是写得比较具水准的” [16]。杨健民的《批评的批评》一书，不仅以几近一半的篇幅来论述茅盾作家论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辩证统一，而且肯定它“是对新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次全面的总结”[17]。杨著得到了不少学者的高度评价（详见该著封底）。郭志刚主编、刘勇等撰著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之一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一书，较为具体地论述了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高度评价茅盾“在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设中作出了举足轻重的历史贡献”；其作家论“对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特点作出了科学的评价，许多论点十分精辟”[18]。

茅盾的文学批评终究还剩多少呢？周氏说：“茅盾的文学批评在批评史上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然而却少有理论或美学上的建树。”[19]茅盾的文学批评几乎被一笔抹杀了。对于一位写有500万理论批评文字、曾在现当代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批评大家，评价如此之低也是不可思议的。这可视为茅盾文艺批评的“重评”。它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重写文学史”遥相呼应。后者将茅盾的《子夜》等作品从文学领域中剔除出去，而今又否定其文艺理论批评。则此，茅盾“文学大师”的地位自然动摇。然这是痴人说梦，一厢情愿而已。周著出版后，也未见有多大影响。                                                                                                           《茅盾研究》第10、11辑和《认识茅盾  走近茅盾》一书共20余篇茅盾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研究论文，或论述茅盾早期文学观文学思想的发展嬗变，或论述茅盾文学批评的特色及其当代意义等等。多角度、多侧面地论述茅盾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颇多新见。第11辑刊发范伯群《1921—1923：中国雅俗文坛的分道扬镳与各得其所》一文，足见编委会的气度。一段时间来，作者研究整理以“鸳蝴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并多有成果问世。争议也不小。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谴责茅盾等新文学家在“鸳蝴派”头上扣上了“三座大山”，并提出所谓“两个翅膀论”，与袁良骏等学者形成论辩之势[20]。现在，他又通过梳理1920年代初雅俗文坛情况，批评茅盾、郑振铎当年对通俗文学所持的观点；所谓“各得其所”即为“两个翅膀论”的翻版。范文之后是两篇年轻学者谢晓霞、石志浩论述茅盾批评“鸳蝴派”及其当代意义的文章（均为提交学术研讨会论文），与前者构成潜在的商榷关系。范文与茅盾直接关系不大，而第11辑却以25页篇幅给予发表，笔者稍觉不妥。

其他方面的研究。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史的探讨。1、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被收入《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2、钱振纲编《茅盾评说八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该编精选论文51篇，分“忆念”、“钩沉”、“争鸣”、“论列”和“研究综述”编排；书前有编者前言《风雨八十年》，书后附《茅盾传略》和《茅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81—2010）》。3、《茅盾研究》上刊有多篇关于茅盾研究史的文章。钱振纲对80年茅盾评说史的回顾与思考（第11辑）；钱振纲、陈芬尧对本世纪前五年茅盾研究的“综述”（第10辑）；苏永延对深化茅盾学的论述（第10辑）。沈冬芬从“茅盾学”大视野的角度，认为茅盾研究起于对其编辑工作的评论，时间为1920年4、5月间，而非传统所说的1920年代末（第11辑）；此文的论述或许不够充分、缜密，而其中的观点也引人思考。4、《茅盾研究》发表多篇书评书讯。崧巍（丁尔纲）对《茅盾全集•补遗》的思想艺术价值的具体、深入的探讨，尤为值得关注。5、郑楚《茅盾丁玲与新文学主潮》（泰国留中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一书，载有一组茅盾研究专著的书评。

以前曾零星发表过一些茅盾书话，如晦庵（唐弢）的《〈子夜〉翻版》、《且说〈春蚕〉》，叶子铭《茅盾漫评》里一组六篇书话等。钟桂松的《茅盾书话》（海燕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一次以专著形式出版，填补了此中的一项空白。

《茅盾研究》尚有几篇论述茅盾的诗词、书法及戏剧观、翻译理论、学术研究的文章。限于篇幅，就不复论列了。

总之，自2006年第八届茅盾学术研讨会至今的六七年里，我国的茅盾研究依然在扎扎实实地进行着，成果颇丰。尤其出现了孙中田《图本茅盾传》这样厚重的著述与丁尔纲宏阔博大的论文；庄钟庆、王嘉良、钟桂松等学者多有成果面世，或填补空白，或突破以往研究。这都是十分可喜的。

这一时期的茅盾研究仍有着不足或持续发展的可能。时代的变化和学术的发展会给我们提出新问题新要求。茅盾研究只有与时俱进，与学术的发展同步，才能有所深入，有所发展。此其一。

其二，以“茅盾学”大视野观照，当下的茅盾研究尚有全面开发和突破的余地。“茅盾学”要求我们多侧面、多层次、多学科地对茅盾作出研究。事实上，茅盾研究仍留有不少空白，或尚待深入。

第三，茅盾研究史的写作与资料的收集还很不够。十多年前，李继凯曾呼吁写出一部“堪称佳作的《茅盾研究史》”[21]；将未能写出“厚重、系统、深刻的‘茅盾研究史’著作”视为茅盾研究不及鲁迅研究的“一个显例”[22]。而本阶段只出现了几篇论文，无疑是不够的。

未能写出厚重的《茅盾研究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也不够充分、全面，大家都有共识。万树玉在第九届茅盾学术研讨会上说，多年来我们一直说已发表了茅盾研究论文1000多篇，那么，1000多多少呢？不知道。而1001跟1999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了。类似的问题在茅盾研究论著中也存在。只笼统知道已出版100部左右茅盾研究论著；终究几部，哪几部，却不甚了了。这一时期出版的孙、查编，其实只是1983年版本的重版。钱编本立足于茅盾研究“八十年”，收文注重代表性，不但受到篇幅的限制，且多与1980年代初期出版的几部资料集重复。我们有必要搞出一个始自茅盾研究发轫的尽可能完备的“论文目录索引”和“研究书录”。这工作钱振纲教授的研究生杨永庆、李刚已经在做了。可惜或未继续做下去，或离完备尚有距离。然后，按“图”索“骥”，搜集并辑录成一套“茅盾研究学术资料汇编”。1981年前，由于时间较久，查找困难，应首先辑录出版。

再如国外的茅盾研究。1984年曾出版《茅盾研究在国外》（李岫编）一书，收集了不少海外的茅盾研究资料。然从“国外茅盾研究资料要目”见出，仍有不少论著没被翻译过来。再者，该书出版距今近30年；这30年来国外茅盾研究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此外，国外学者已出版了六七部关于茅盾的专著，也有一些博士生以茅盾作为论文研究对象。这些著作，除松井博光那本书已于1982年被翻译出版、陈幼石的著作本就用中文写作外，其他几部均没被译出。精通外语的学者，很有必要把30年来国外研究茅盾的论文与几部专著译介过来。 如此编集出版国内外茅盾研究资料，困难自不待言。这里有经费问题。现在也不可能像当年编《茅盾全集》那样组织人员集体编书了，学术研究的个人化特征日趋明显。当然，学者间通力合作也并非不可能。倘若这些资料被陆续整理、出版出来，任我们学者取用，写出一部“系统、完整和厚重的《茅盾研究史》”已为时不远；同时，它还有利于茅盾研究全面、深入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