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奖 余凌云

近年来，行政问责已成为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一条重要进路，衬托出政府主导的鲜明特色，迸发出西方学者难以想象的制度功效。行政问责在21世纪初兴盛，成为我国政府“维护政治体系合法性”行之有效的工具。它给行政执法人员带来的激励、督促、压力乃至惶恐，远甚于行政诉讼、正当程序和公众参与等其他任何一种依法行政进路。它在实践中生机盎然，在学术上却乱象丛生，一直被行政法教科书所忽视。

通过对重大问责事件（案件）和规范文本两个样本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与规范层面的种种面相。应当从问责事由、对象、方式、程序、免责事由以及通过媒体的公众参与来重新构建问责制度，同时需要从理论上突破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传统理解。行政问责制度产生于我国政府内发的一种自觉，应当成为回应社会诉求的基本方式，应当是公众舆论监督与行政内部追责相结合，以对外回应性的责任方式为主导的一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