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奖 汪海燕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详细阐述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的概念、必要性、可能性、方法及本土资源、制约因素等宏观层面的理论问题，下篇则深入研究我国各项具体刑事诉讼原则、制度是否需要移植、如何移植等原则、制度或规则问题，涵盖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辩护制度、刑事证据制度、侦查制度、公诉制度、审判制度的法律移植问题。

本书的基本观点包括：刑事诉讼法律移植应当抛弃“富国强兵”的功利性目的，确立“法治中国”的目标，才可能走出法律移植的“怪圈”；以主体间性理论指导法律移植，将移植与被移植的诉讼文化或制度视为平等主体，可以消除移植时的自卑情结或自大心理；法律移植应遵循系统研究和有限理性的思路，既要综合考虑政治制度、法律文化等外部因素和诉讼制度本身的内部因素，也要从“此时”、“此地”、“吾国吾民”出发，移植应当遵循“试错法”的基本方法；刑事诉讼制度与政治因素关系极其密切，进行刑事诉讼制度移植时应当将政治纳入考量因素；从文化共性的角度看，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应当吸收更多的人权保障和规范权力运行的内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