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道路是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和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接续和创新。本文从理论逻辑维度阐述了中国道路恪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原、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定力、促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理论活力；从历史逻辑维度展现了中国道路寻求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历史底蕴、秉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选择、坚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从价值逻辑维度描绘了中国道路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价值愿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价值主题、推动人类文明丰富与发展的价值使命。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辩证统一，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是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道路是源于中国国情而又属于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条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康庄大道，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
社会发展的实践形态不仅是客观历史规律使然，也是科学的理论建构使然。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亦是如此，既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使然，也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的一种现实展开。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①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道路的理论本原
就空间意义而言，“中国”范畴是理解中国道路的立足点与切入点；就中国道路的内容构成而言，中国道路既包含了符合民族道路的特定中国内容，也包含了符合世界历史进程的非特定中国内容，这折射出中国道路是有其内在结构的，需要以更加宏观的视野来加以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但各个民族在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会有民族性特点。中国道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契合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总进程，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中国道路植根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统一性与多样性之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就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从低级社会形态走向高级社会形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直接对应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而是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会有不同的演进方式与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东方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总体来看，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以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现实样本，论证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趋势，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或至少是英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②。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难、建设易”的问题。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则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易、建设难”的问题，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比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困难得多，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反复指明这一点：“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③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具体地研究西欧、美国、俄国、印度等国家的情形时，指出了东方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特别是以俄国为典型，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④
二是某一具体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某一具体民族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具体演进方式、不同的发展道路，即便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也并非完全一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⑤。列宁也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⑥纵然是经济基础相同的国家或地区也不例外地会显示出一定的历史灵活性、现实变异性、程度差别性和外在偶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⑦
恪守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趋势，要求我们充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史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统一性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更替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表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般方向、逻辑序列。然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统一性需要不同民族或国家发展进程的多样性加以体现，不同民族或国家的“多样性”发展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具体表现，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常常表现出超常规性的多样性特点，致使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有其特有表现形式和特点。
为此，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就认识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个民族国家道路的选择就有可能偏离世界发展大势；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就认识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一个民族国家道路的选择就有可能偏离本国具体实际。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科学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⑧的结论之后，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⑨马克思恩格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情况与材料为依据，得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结论。
可以说，“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理论不仅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也为各个民族国家道路的选择提供了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指明了各个民族国家应在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进行符合自身历史特点、民族特点与文化特点的道路选择。中国道路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正确选择，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一种具体表征。
2.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定力
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是中国道路的内在灵魂，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在对中国道路的逻辑认知与把握中，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其首要任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阐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与逻辑终点，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制度，也是一种现实运动。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⑩中国道路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道路的理论指引，为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规定了方向、明确了路线。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确立的两大基石，也正是由于马克思的这两个伟大发现，科学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科学，并在这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础上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如恩格斯所言：“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11)
中国道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中国道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3)中国道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根本保证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4)中国道路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所有制理论和创新所有制实现形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建立健全各种合理的分配体制机制，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5)中国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坚持和发展了占据社会主义国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中国道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拓展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境界，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
只有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为理论指南，中国道路才会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才会越走越宽广。中国道路在实践中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等都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现实表现，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保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精髓与核心价值，有着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6)中国道路也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较好解决了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成功开创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充分说明，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更高形式、更高水平上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国道路既植根于中国大地，又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焕发出生机活力。
3.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中国道路的活力之源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创新的历程，1978年开始实行的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实践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理论创新的时代命题，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呈现出理论创新的一幅生动画卷，产生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基本内容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逻辑脉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科学发展问题的讨论等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明确了“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人为本”标准，这直接为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价值标准，使得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有了坚实的思想依据和实践标准。二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地位。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7)因此，要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庸俗化的错误倾向，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使得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既不照搬他国做法，也不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蓝图“简单等同”。三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路径。坚持问题导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发现和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现实动力，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为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了诸多历史性变化。在经济领域，围绕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化对外开放大格局、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入世贸组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实践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在政治领域，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在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破解党政不分难题、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和法治制度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实践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在社会领域，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在改革户籍制度、发展社会组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打好脱贫攻坚战、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实践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在文化领域，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实践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在生态文明领域，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完善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实践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的内在要求。中国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形成与发展的，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必然结果。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8)。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9)中国道路不仅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实践特色，这是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奥秘”所在。
二、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
认真考察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等都不能救中国，都无法完成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历史任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可以简约地概括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契合的整个运动过程中，中国道路构成了这两个逻辑具体的“契合点”，是实现和推进这两个逻辑统一的自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在中国道路中得到了鲜明印证。
1.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是中国道路的历史底蕴
社会历史发展影响决定着一个国家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每个民族国家因社会历史不同而使得现代化历史起点和文化结构亦不相同，并对现代化进程具有潜在影响和规定作用。中国道路之所以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自觉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辩证联系的结果，二者之间的深层互动规定了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及其基本走向。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将何去何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仁人志士对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试图按图索骥，他们引进了西方各种政治思潮与社会构想，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蓝图来改造中国，希望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光明之路，并在实践中展开不同实验，把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希冀于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上。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20)
事实胜于雄辩，西方宗教、经济、改良主义政治、激进主义政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的中国化等都注定不可能引领中国走上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一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捍卫其自身既得利益，决不允许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使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与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允许封建的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21)三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与对封建社会的情结，决定了其提不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不具备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勇气与决心，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与能力，依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幻想而已。实践证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各种主义与思潮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表演，都没能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
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封建主义道路又难以为继，人们为中国道路的前途和命运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出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3)苏俄十月革命道路，是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为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彻底改造旧社会制度来破除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道路。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对苏俄革命模式的学习是成功的，较好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使得中国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为此，中国革命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苏俄十月革命道路的继承与发展，其继承的是苏俄十月革命道路的历史方向，即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和通过彻底改造旧社会制度来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认识到需要通过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来实现生产力解放与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24)中国发展的是苏俄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方式，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成功地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25)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照搬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较好的促进作用，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周恩来指出：“苏联无产阶级……执行社会建设计划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模范。”(26)中国共产党不仅高度肯定了苏联建设模式，并且把苏联建设模式的某些方面应用于革命根据地建设之中，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27)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亦是开始大规模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列宁早期直接过渡思想是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我们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的”(28)。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按照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整体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就没有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成就，从这个意义来看，苏联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共产党在仿效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诸如忽视中苏两国国情和众多差异而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直接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直接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比如战争时期的苏联模式并不适合和平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另外，在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体制的认识中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存在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体制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简单化倾向，从而导致照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并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探索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事实表明，未继承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思想，是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缺陷，这也是我们学习苏联模式的盲区。一直到苏共20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直接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于是开始了以苏为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
3.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历史自觉
1956-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探索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也实现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根本性变化，提出了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为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与思想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初期，由于借鉴了苏联经验教训、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央领导层民主生活的正常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在道路探索中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党的八大的正确决策、《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是这一时期探索的理论总结，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工作重心的适时转移。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指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国内主要任务，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转移。
二是经济建设方针的合理制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要按照农轻重次序来调整它们之间的合理比例。1956年6月中共中央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错误，制定了“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也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方针，强调与注重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同时，开始对统一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强调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适度扩大地方与企业的一些权力。
三是政治生活的民主推进。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党的八大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而言，党的八大是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与党的民主化进程的历史典范。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且明确指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对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四是繁荣科学文化事业思想的提出。1956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中，党的八大前后制定的一些正确思想与方针政策等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与落实，导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和经济建设实践中出现了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高指标。不是说想加快发展的愿望和动机是错的，“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29)。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66-1976年是道路探索步入歧途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也使得道路探索出现停滞，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果断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0)从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总体而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31)。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虽然当时我们在艰辛探索中未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果，如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等等，这些都为中国道路的形成与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所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32)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经验教训为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启示，为后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提供了历史动力，使我们更加懂得如何正确地以史为鉴、不断前进，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3)。事实表明，只有在成功与挫折的不断反思与觉醒中，人们的认识才能更加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正确之路，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历史经验所在。
反观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面对经济政治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矛盾，选择改革的思路没有错，但是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把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改革的基本方针，很快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政治局势的失控，最终导致苏联发生剧变，亡党亡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因此，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3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和理性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科学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变化，严格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时俱进地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35)
三、中国道路的价值维度
坚持真理与价值的高度统一是中国道路的重要原则，中国道路的真理性要求主要体现于其遵循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适应了时代发展主题的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实践特色与民族特点，深刻把握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中国道路的价值性要求主要体现于其落实人民主体理念，深刻把握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社会公平正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丰富与拓展了人民主体思想的内涵与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此，中国道路的内在力量在于其真理性，源于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中国道路的现实力量在于其价值性，源于其人民性与实践性。中国道路也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体现了其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其中真理性是价值性的基础，价值性是真理性的归宿，真理性表征为中国道路在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与科学把握，价值性表征为中国道路在实践中对人的需要与满足的充分尊重与维护。二者是中国道路中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脱离了真理性，中国道路毫无正确性可言；脱离了价值性，中国道路毫无意义可言。因为只有坚持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的道路，才会是一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
1.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中国道路的价值愿景
中国道路是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原点。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初即确立了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的初心和目标，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的目标愿景，深刻论述了如何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的方向、原则和特征。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也自始至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全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品格和精神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真理维度揭示了人类解放的规律性，也从价值维度探求了人类解放的人文性。马克思主义探求人类解放的实质是探求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抑或说探求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何过上幸福美好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所指认的“无产阶级”实质上是指19世纪中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阶级，“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36)。“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7)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从对人的科学理解出发，设定“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未来最美好的社会，人在这个社会中才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劳动才成为人的一种需要，劳动生活才成为人的一种幸福美好生活。因此，为人类谋幸福、为全人类求解放，让全人类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逻辑原点。
中国道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活力。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不仅是中国道路的价值要求，更是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逻辑支点。实践证明，中国道路始终高举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伟大旗帜，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道路既指引了中国人民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解放，为实现人民幸福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也指引了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较为完整、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增进人民福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更指引了中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绘就了壮丽画卷。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38)因此，究其要义，中国道路绘就的历史画卷即是不断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画卷，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是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实践主题、最显著特征和最壮丽气象，中国道路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无不展现出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愿景。
中国道路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通往民族复兴梦想的人间正道，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道路的深厚价值关怀。民族复兴历程展现了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已获得了广泛性认同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昭示了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中国道路不仅绘就了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壮丽气象，也浇铸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国道路既被赋予了民族复兴的价值愿景，也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回顾历史，中国道路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程。其中，“站起来”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性任务，它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的，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结论，也表明了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富起来”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性要素，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的，证明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结论，也表明了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强起来”是民族复兴的坚实性步伐，它必须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强大中国，这不仅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进定力，也表明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因此，中国道路既承载着过去，也标示着未来，中国道路是承载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构成新时代中国道路创新的价值向度，这已被中国道路发展历史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实现民族复兴是新时代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的价值要义所在。
2.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道路的价值主题
人民主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道路区别于其他道路的基本品质，是坚定中国道路自信的逻辑支点。以人民为主体即是致力于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奋斗，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人民”范畴是体现历史观、价值观与方法论的三重逻辑展开，作为体现历史观的逻辑展开，它揭示了广大无产阶级及劳动者是社会历史活动的永恒主体；作为体现价值观的逻辑展开，它揭示了广大无产阶级及劳动者是社会历史的最高价值主体；作为体现方法论的逻辑展开，它揭示了广大无产阶级及劳动者是实现人民主体目标的主体。马克思虽未直接提出“人民主体”概念，但其思想闪耀着“人民主体”的思想光芒，现实的个人、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共产主义革命等是理解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是价值性和真理性的统一，不仅蕴含着以人民主体为价值目标，也体现出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具有无产阶级的鲜明价值取向，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39)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不仅是对以“资本”为主体的批判，也是对以“人民”为主体的呼唤，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并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民生逻辑”和“人民情怀”，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具体领域。其中，毛泽东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开创了以人民为中心之先河；邓小平聚焦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将以人民为中心植根于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之中，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飞跃；江泽民从党的先进性要求丰富与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将实践人民主体思想与党的执政规律统一起来，推进以人民为中心进入了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在发展观意义上进一步肯定广大人民群众是发展的目的、主体与动力问题，赋予人民主体思想新内涵与新境界，把对以人民为中心的认识与实践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内涵、新使命和新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底线民生、幸福民生和安全民生都得到了不断推进，一系列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生问题不断取得新进展，民生难点和痛点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动力，经济社会与民生改善相得益彰、深度契合，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在民生“升级版”中有了新变化、新提升、新气象，中国道路在改善民生福祉中越走越宽广。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道路，其追求的价值要义即马克思言说的“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0)，以其生动实践演绎了人民至上的主体地位，具有充满时代气息的人民价值主体地位意蕴。坚持把人民作为“为我而存在”的价值主体，始终围绕着“人民要怎样”建构其道路体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道路的价值旨归，更是中国道路区别于其他道路的根本标志。中国道路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作为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道路，努力书写实现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以其实践证明了中国道路绝不是西方理论范式的注脚，而是落实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独创性结果。中国道路是依靠中国人民的道路，它的阔步向前并不是坐而论道的空想，而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实打实干，要体现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本质属性和现实规定，要凸显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基准和政治属性，要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41)
3.推动人类文明的丰富与发展是中国道路的价值使命
中国道路是人类文明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人类文明统一性与多样性是社会发展历史决定性与社会主体选择性的共同使然，统一性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纵向演进，多样性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主体横向选择，各个主体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中会因其历史条件特殊性与差异性而呈现出不同内容与形式，这些不同内容与形式演绎着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所显示出来的多样性、独特性与交融性。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竞争中，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被“西方中心主义”者奉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典范”而向全世界兜售，企图制造西方文明发展道路唯一性神话，消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然而，中国道路在实践中不断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既有力批驳了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谬论，也未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促进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过程，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养分的过程。中国道路在建构自身文明和展现人类文明多样性特点的同时，以其特殊形式坚守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普遍性”。因此，中国道路不是一条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歧路，而是一条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造福世界之路。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中国道路的鲜明价值取向，创造性传承中华文明基因是中国道路始终充满自信的奥秘所在，因为“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42)。
中国道路清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特征”，我国“五位一体”的文明结构体系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贡献着中国经验和智慧。其中，作为中国道路的坚实基础，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强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实力，拉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夯实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极大彰显了中国道路所蕴藏的经济体量和经济活力在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作为中国道路的重要保证，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显著优势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西方之乱”反衬下的“中国之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权；作为中国道路的精神支柱，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和灵魂，彰显了中国道路坚守人民共享的价值理性，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超越，它破除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的迷思，体现了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普遍价值追求，反映了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作为中国道路的重要体现，我国社会文明建设是社会和谐构建的直接体现，彰显了人类社会文明建设的主体价值诉求，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作为中国道路的重要部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摒弃了生态帝国主义思维，“命运共同体”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彰显的新理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生动范例，体现了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担当。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主题，推动了人类新型文明时代的到来，是人类新型文明形式的重要表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鲜明事实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3)。在此背景下，关于人是什么，人类将走向何方等问题困扰着人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则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有力回答，表明了人类将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多数国家的命运并非掌握在少数列强手中，世界各国共赢共享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归宿。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新型文明孕育体，印证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经典命题，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将有力推动人类文明和谐共生，指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毫无疑问，中国道路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互动，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崭新思考。事实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道路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方案，它破除了“修昔底德陷阱”和“文明冲突论”的谬论，体现了其既没有争霸世界的傲慢和充当世界警察的霸道，也没有附和他国的亦步亦趋和傀儡的媚态，而是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道路及摆脱其潜在危机的逻辑可能与事实创造，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展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境界与价值高度。因此，中国道路坚持与人类文明同行，吸纳了人类文明精华，克服了“狭隘民族主义”窠臼与“泛世界主义”自负，超越了西方文明的“历史限度”，为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担当起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使命。
